2010年1月10日，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下午就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这预示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将迈出新的步伐。本文从调查典型案例人手，并分析解剖美国税制结构的科学价值，探索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选择和操作办法。

 

 

　　成都市是国务院2009年5月正式批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成都市地税收入，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总量排在广州、深圳、杭州、宁波和南京之后，位居第六，而增幅位居第二。成都市的税务状况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成都市地税系统组织的各项收入，从2002年的78.24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21.1亿元，就是地震灾害的2008年增幅也达16.58%。

 

 

 

　　成都市地方税收结构比较介绍两方面的内容，一是2006年成都市地税收入结构图；二是2006年成都市和其他五城市营业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统计结果显示，六个城市营业税均在40%左右。

 

 

 

 

　　2002—2006年成都市地税产业税收结构反映，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房地产业是成都税收规模最大的行业，每年以60%的速度递增，2006年房地产税达78.61亿元，占整个地税收入的38％，对地方税收拉动作用明显。

 

 

 

 

　　成都市地方税收收入，2002—2008年间地税收入年均增幅达26.75%，成都市GDP平均增幅在13%以上，全国的GDP维持在10%上下，这些数据表明，成都市地税状况能反映成都市和全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2006年，成都市地税中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合计占比重为60%；2008年，国内税收收入总额，增值税占29.4%，企业所得税占27.8%，营业税占12.1%，三税合计占有69.3%的份额。这些统计数字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中国的主体税种。

 

 

　　房地产税成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且是地方税新的增长点，达到了分税制设计的初衷，调动了地方政府生财和聚财的积极性。

 

 

　　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以邻为壑）战略，但这不等于说其内部制度设计无科学性可言，美国税制结构就很值得研究。

 

 

 

 

 

 

　　中央税和地方税加在一起，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在50%以上，如果再加上工薪税（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社会保障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在80%以上。

 

 

　　中央税收入总额中，公司所得税所占比重为9%；地方税收入总额中，公司所得税所占比重为2.8%。

 

 

　　中央税收入总额中，营业税所占比重为3%。

 

 

　　美国分税制选择的是收入分成和分级管理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统收统支”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州和地方财政收入，联邦（中央）拨款占16.1%；其二，联邦（中央）税征收的是“活税”，而州和地方税征收的是“死税”。所谓“活税”是指税基、税源和税额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税种，反之则称为“死税”。所以，美国分税制不具备调动地方政府生财、聚财积极性的功能。

 

 

　　马克思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分析，会帮助我们揭示美国税制结构与其发达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马克思这样分析：“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也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3]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条件下，科学技术还不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必须物化（转化）为固定资本，才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的理论命题，注家蜂起。基本看法是，科学技术不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说“第一”是为了突出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社会科学家证明，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文化更是生产力了，等等。

 

　　解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前，表明本文对生产力的理解。生产力是人类与自然进行交换的一个关系范畴，这是第一；第二，我国学界对生产力是三要素还是两要素的认识，分歧很大。本文认为，讲生产过程至少包括三要素；如果讲生产力，不能包括劳动对象，就只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两要素了。

 

　　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针对的不是马克思分析的劳动资料（固定资本）的变革，而是劳动力组成的革命性演变。看看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的讲话中，对农民把科技人员称为“财神爷”的喜悦心情就明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技人员进入生产第一线社会现象的理论概括，反映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融为一体的历史大趋势。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财神爷”）是第一生产力，重复劳动的普通劳动者是第二生产力，劳动资料（固定资本）是第三生产力。这里的“第一”是实质判断，不是供修饰用的虚词。在高楼大厦和深宅大院里、远离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不是第一生产力。

 

 

　　美国税收总额中企业所得税占的份额不足10%，这是美国财税制度鼓励企业“加大成本”而不是“降低成本”的必然结果。企业利润率越高，收益越多，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就越多，这样，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选择：“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增强企业实力；“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为国家多作贡献。企业源于自利动机，只会选择前者而不会选择后者。

 

　　企业“加大成本”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加速固定资本折旧；二是用高薪从全球范围内招聘“财神爷”；三是选择劳动报酬优厚制度。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加速固定资本折旧就是加速科学技术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美国企业不存在拼设备、拼消耗的短期行为，不难理解了。用高薪从全球范围内招聘“财神爷”，既表明美国企业老板领悟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又表明美国企业老板精于计算。“财神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需要极大的投入，“高薪”是美国企业老板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另外一种形式——“高薪”作桥梁，以个人所得税的形式把养育“财神爷”的投入收回作为美国政府所有。企业选择劳动报酬优厚制度，对内提升企业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对外提高社会的购买力。

 

　　美国科学技术发达和购买力强劲应该不是偶然的。

 

 

 

　　美国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社会保障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在80%以上，这个数字表明美国劳动报酬优厚且内需强劲。中国社会的主流认识是，美国国家富裕，高工资不适合中国国情。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6]，社会舆论开始转向，可是，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又动摇了，2008年11月17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通知，“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证明。这里涉及一个理论前提，国家贫穷是不是就一定选择低工资制度？历史提供了否定性结论。

 

　　1776年，中国正处在我们为之自豪的“乾隆盛世”，亚当•斯密就拿中国、英国和美国说事论理。当时中国最富，英国次之，相对来说美国最穷。亚当•斯密经过考察后分析到，“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今日英格兰确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各地高。…北美虽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禁止状态了。…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他的结论是，“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7]

 

　　经过近300年的历史验证，亚当•斯密结论的科学性无庸置疑了。

 

 

　　拒绝高新技术，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不热情，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中国人口众多，只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这里只需要理清三个问题，对高新技术的排斥心理就该消除。

 

　　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需要高新技术。

 

　　第二，把从事繁重劳动的一、二产业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剩余劳动力转入第三产业，把传统的繁琐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这里需要的是改变择业观念。

 

　　第三，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发展高新技术与充分就业能做到两不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中国人贫穷，“所得”太少，征收所得税税源和税额有限，只能征收流传税。这个理由太出格且十分危险。老百姓贫穷，国家就应该轻徭役，薄税赋，这是历代开明的封建君王都懂得的道理，我们怎好意思以此为根据，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想方设法算计老百姓！

 

 

　　中国税制改革方向选择，适应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操作办法则应坚持简单、安全、实用、高效的原则。

 

 

　　按照税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税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什一税、流转税和所得税三类。

 

 

　　什一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什一税的基本理念是“你从上帝那里得到了100%，你应该将其中的10%送还给上帝”，所以又叫教会税，中国叫“皇粮”。从这个理念出发，你家有多少个人、多少亩土地、多少头牲口就是征税依据和计税单位，什一税（“皇粮”）叫摊派税也可。

 

　　税制选择什一税（“皇粮”）的形式，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生产力低下，老百姓所剩不多，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又必须一定财力，所以，强制性地、无条件地进行征管，成为什一税（“皇粮”）的典型特征。

 

 

　　流转税不是单独的一个税种，是对商品的交易行为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我国现阶段开征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都属于对流传额征税的范畴。

 

　　税制选择流转税的形式，源于为交换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催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使市场经济的财富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这就决定了流转税的税额庞大，不仅能满足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有剩余财力对经济社会的运行进行调节。

 

 

　　所得税又称所得课税、收益税，指国家对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征收的一类税收。所得税1799年创始于英国。进入19世纪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征了所得税，并逐渐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

 

　　税制选择所得税的形式，源于为满足人物质需要而生产的社会经济。社会经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高，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消失了，为交换而生产的生产方式虽然还存在，但是，当社会把“为交换而生产”（社会分工）等同于“为利润而生产”（价值偏好）的时候，人们就会为了利润，不惜牺牲子孙利益（选择非可持续发展），不惜牺牲社会利益（选择负外部性），不惜牺牲劳工利益（选择血汗工资制），这样，抑制人们疯狂追逐利润的所得税应运而生。市场经济就向着为满足人物质需要而生产的社会经济过渡了。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比较落后，另方面，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机构臃肿重叠，吃“皇粮”的队伍太过庞大，这是历史留下的，我们无可选择。中国税制改革无论是税种选择，还是税率确定，方向着眼未来，操作得照顾眼前。

 

 

　　什一税和流转税属于供给型职能，主要体现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所得税属于协调型职能，主要体现成为促使社会文明、进步、和谐的强力杠杆。两种职能不是对立关系，但两种税收职能确实能体现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机关的不同要求和期盼。税收职能由供给型向协调型转变的方向不能动摇。

 

　　2、科技创新：主观随意型向机制型转变

 

　　什一税与科技创新没有直接的关联，流转税对科技创新能起促进作用，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减、免税额的方法鼓励科技创新，二是通过财政向批准的科技项目直接拨款。中国目前就是这样。这样做的最大弊端是主观随意性大。向机制型转变就是通过企业所得税的方式，引导、迫使企业既不追求GDP，也不追求利润率，而是追求创新。只有创新型企业才有创新型国家，没有创新型企业就没有创新型国家。

 

 

　　经济发展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的具体含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由为生产而生产转移到为满足人消费需求而生产的运行轨道上来。为生产而生产的观念，19世纪初西斯蒙第就给予痛斥，“提防不看事实的思想普遍发展，特别提防不考虑创造财富的人的痛苦、认为财富就是大家利益的谬论”，“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社会繁荣的明确标志并不是日益提高的财富的生产，而是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或者说，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的日益提高”[8]。现在是21世纪，人们还相信这样的观念，“中国人工资低（不值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一部极为普通的《劳动合同法》公布，反响竟然那么强烈，最低工资制度也受到挑战。最低工资制度的学术名称叫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制度，或者叫维持道德底线制度。不顾及道德底线，让劳动力在萎缩状态下再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普通劳动者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境要害所在。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无论是当前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布局将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普通劳动者的消费需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步骤，也是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新的税收制度，不但要强化工薪税（社会保障税），公司所得税也应该实行累进征收制度，让公司从“中国人工资低（不值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让公司老板耻于血汗工资制度，乐于选择劳动报酬优厚制度。

 

　　4、税收体制：诸侯割据型向集中统一型转变

 

　　中国行政系统的运行状态，上世纪80年代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90年代又叫“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这种诸侯割据状态不消除，上面所说税收制度的三个转变就会落空。

 

　　诸侯割据状态的根子是税收管理体制选择了“分灶吃饭”和“分税制”。“分灶吃饭”和“分税制”设计的共同点就是调动地方政府生财和聚财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既然赋予生财和聚财的职能，就成为事实上的市场活动主体，同中央政府的上下级关系就变成了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一切就在情理之中。

 

　　这里，人们既得了“统收统支恐惧症”，又得了“竞争机制盲目症”。“统收统支”不可取的地方在于政府把老百姓生财和聚财的自主权“统”起来了，因为按照社会分工政府和官员不具备生财和聚财的职能，所以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政府“还权”于老百姓；行政系统（从国务院到乡政府）的问题是职权过分集中，改革任务是“放权”。职权不管怎么放，财权必须统一，人事必须统一，教育（理念）必须统一，这是管理通则。中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人事统一，教育（理念）统一，财权不统一，源于“竞争机制盲目症”。

 

　　“竞争机制盲目症”的表现形式是竞争机制极端化和泛化。竞争机制极端化是把竞争机制与市场机制等同起来，政府用“三铁”（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是竞争机制极端化的典型表现。市场机制除了竞争机制还有协同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和动力，没有协同就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两者不可偏废。竞争机制泛化把市场活动主体生财和聚财的竞争手段作为社会运行的通用规则。学校教师为了生财和聚财，就向学生摊派；军队为了生财和聚财，军舰就用来运输走私物品；“大盖帽”为了生财和聚财，就吃了原告吃被告；政府为了生财和聚财，就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造成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普通民众对改革和市场经济充满了恐惧感和厌恶情绪。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财税运行选择的却是收入分成和分级管理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中国税制改革的操作办法应坚持简单、安全、实用、高效的原则。

 

 

　　东、中、西各选一个城市或省、市作为税制改革的试验区，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操作上可以考虑两点：其一，试验区应选择“一般”城市或省、市，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才有普遍意义；其二，国家为了扩大内需，准备减、免税赋，可以从总额中余留部分作为税制改革风险准备金。

 

 

　　操作方法选择收入分成和分级管理体制，人们仍然会提出如何调动下面积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是说如何运用物质刺激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所有社会活动主体都需要物质刺激，但物质刺激的性质和方式不可能是一个模式。系统内部物质刺激是个分配问题，涉及的是多和少的定量分析；不同系统的物质刺激是个权利问题，涉及的是有和无的定性分析；混淆这种界限，必然造成行政系统和经济系统功能的双双扭曲。

 

　　收入分成和分级管理，美国财税管理体制可以借鉴，大型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也可以借鉴。

 

 

　　制度建设和技术支撑并重，想要说明的问题是，什一税和流转税过渡到所得税，必须有现代信息技术作支撑，所得税的征管才能作到简单、明了、有效。说它简单、明了，因为它把复杂的税种简化为有所得还是没有所得；说它有效，因为信息网络的诚信监督主观随意性小且查实便捷。

 

　　最后我们想强调一种观念，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所得税是良税而不是万能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