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之前，我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依靠直接的信贷控制，包括现金投放和信贷规模控制，因此鲜有人质疑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直至1999年，这一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变，原因是：①1996年我国引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且，1998年放弃信贷规模控制以及开始有规模地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等事件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逐步步入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的间接调控阶段；② 1998-2002年货币政策的低效是引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争的现实基础。1996-1999年我国先后8次下调利率（包括利息税征收），两次大幅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998的13%下调至1999年的6%），改变再贴现率的形成机制，调低存款准备金利率、调整信贷政策和再贷款政策，加强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然货币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在此背景下，学者开始怀疑国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是否通畅问题；③谢平和廖强（1997）等学者引入的信贷传导理论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争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有关我国“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之争的文献存在诸多问题，严重曲解了市场经济意义下的信贷渠道理论，其实证所得结果值得商榷。为此，笔者视信贷渠道为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的综合作为克服西方信贷渠道实证困境的方法，然后从信贷渠道存在的三个条件和计量模型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存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