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从01年的2200跌到现今的1100，而如果剔除新股发行因素，实际上现今的指数也就是700点。对此股民痛心疾首，而上市公司也是心中不快，因为这意味着再融资、配股的困难，那些希望上市尚未上市的公司更是担心发行价的走低；政府同样忧心忡忡，因为自己治下的股市如此惨淡，既不能对国企充分发挥融资功能，更不能对股民发挥投资功能。当初三方都是怀着美丽的憧憬，共同投身经营这番事业，如今却是三败俱伤。01年时国内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比尚为27︰73，到了04年则为10︰90，这说明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大大萎缩。而全国的客户交易保证金01年尚为7500亿，到了05年只有2000亿，这说明大量股民已在纷纷离场。看看他国那些成熟的股市，股民投身股市得到比银行存款只高不低的回报，公司持续不断地获得资金以发展自己，政府因为股市的健康和谐兴旺而威信更高更得广大国民拥戴。为什么别人能够三赢、我们就只能三输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由三输走向三赢，只能三方各自努力。

 

    原因之一：上市公司长期以来或者不分红、或者分红极少。

 

    一是因为业绩差。可能上市时就已经差了，只是通过虚报材料粉饰出一番漂亮模样，一旦上市后、一到分红时，本来模样就露了出来。或者先把原公司中业绩不好的部分剥离出去，等到上市后再把这些部分“恢复身份”；也可能上市时还行，然后就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所谓“一年盈二年亏三年ST”。为什么很多上市公司会业绩差呢？我国股市的上市政策是向国企倾斜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开办股市是要为国企脱困服务、为国企筹资服务。而国有企业业绩较差，不仅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实，也是世界性的事实；也就是说，政府办企业，是很不容易办好的，很多时候是亏损的，这一点并不因上市而改变。只是说，原来亏损的是国家的钱，现在亏损的一半是国家的钱，一半是股民的钱。宋国清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除了03年上市的公司以外，其他年份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行业的社会平均值。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快，投资上市公司能享受到增长成果。可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政府在基础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投资、靠的是民企和外企，而国企是效益最弱、增长最慢的一块。

 

    要解决上市公司业绩差的问题，目前的上市公司努力提高经营能力固然重要，但国有企业效益差是个世界性难题，目前我国的国企除了中石油、中石化、电信等垄断性公司之外，大多效益不好；所以更重要的是允许更多的民营企业上市。《国九条》提出：健全有利于各类优质企业平等利用资本市场的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正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解决。

 

    二是即使业绩不错，也不愿分红。那些效益不错的企业，到了年底分红时，更愿意送股配股，而不愿拿出真金白银回报股民。股民们就此谴责上市公司只知圈钱，不知回报。可是股民们也应该认识到，上市公司这么干，也是股民“惯出来”的。试想，如果一家公司有钱不分，使得自己失去被投资的价值，于是股民用脚投票，立刻股价大跌，那么对于该公司以后的再融资、配股、以及公司形象，不都是大大的不利吗？如果该公司看到或预感到这种局面，不就会改弦更张，拿钱出来分红了吗？可是现在虽然分红极少，股价却并没跌到一元、二元，再融资、配股仍可继续，那么该公司为何要拿出真金白银呢？

 

    这就像一家餐馆只有拿出真正鱼翅，才能让食客情愿掏出五百大元；可是如果餐馆即使端出的只是粉丝，食客仍愿支付500，那餐馆岂不窃笑不止，次次端出粉丝？但这样的食客究竟在想什么呢？原来他们进这家餐馆，并不是要享用鱼翅大餐，而是要借此地进行食客之间的围绕某种筹码的炒作投机博差价，类似击鼓传花之类（01年五大经济学家和吴敬琏激辩时，历以宁就公开把股市行为比作击鼓传花，并认为这样也很好）。花500元端上的是鱼翅还是粉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餐馆聚积了很多喜欢炒作投机的志同道合者，那500元其实可以看作进该餐馆的入场券；花出这500元，只是为了获得在该餐馆中进行投机炒作的资格和机会。当然，炒作了十几年，绝大多数“炒民”损失很重，现在他们觉得炒作实在是个危险的游戏。如果他们能真正深刻地反思自己，真正摒弃炒作思想，就会对该餐馆端出的到底是鱼翅还是粉丝较起真来；自然地，如果该餐馆还是习惯性地将一碗粉丝卖500元，食客一定会弃之而去，再不登门。

 

    因此，要真正解决不愿分红的问题，只能由觉醒了的股民对这些公司用脚投票，让他们股价大跌、跌到净资产以内、一元以内，无法再融资、配股，他们就只好拿钱出来分红了。否则，无论股民如何指责愤慨，它们都会只作没听见。

 

    原因之二：股民抱着炒作的指导思想进入股市。

 

    炒作性股市的魅力在于，能在短时间内、不必付出多少脑力体力，给股民带来高利润。这当然只是可能性，可是其它经济领域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无疑它同时蕴含很大风险，但人群中总有一部分人的心理特征属“风险偏好型”，为了获得高利润甘冒高风险。正是这些人构成了目前炒作性股市的基础，而上市公司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宽大的炒作平台。这样心理特征的人古今中外到处都有，他们形成的投机炒作热潮古今中外也不时可见，但每次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并以少数人获利、多数人亏损而告终。迄今为止上市公司筹到的钱，基本来自这些国民，这些钱可以看作上市公司为那些“风险偏好型”国民提供了炒作平台而获得的报酬。

 

    01年吴敬琏指股市为赌场时，被很多股民愤然指责；他们就好像一些烟民，明明吸烟有害健康，他们却去怪罪那个说出这个事实的人，好像只要不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吸烟就变得安全无害了。这只能说明这些股民当时仍是执迷不悟。但股民们终究还是会醒的，再不怕亏损的人，也架不住几倍的亏损，而盈利的希望则日渐渺茫。于是股民纷纷离场、融资量大幅下降、股价持续下滑、炒作热潮逐渐消退。股民们只能让时间去抚平伤口，上市公司则庆幸毕竟利用炒作热潮筹到了钱，没有入市的国民则视股市为畏途，八抬大轿抬着也不进，没有上市的公司则开始担心今后还能在股市上筹到多少钱。

 

    总之，迄今为止股市一直吸引的是“风险偏好型”国民，是利用股民的炒作投机心理来筹集资金、维持股价。其实监管部门对庄家监管较松也有这种考虑，因为如果庄家的活动空间大受限制，则炒风难起，则资金难筹。但是，群体性的炒作风潮是注定不会持续长久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热潮正在消退，股市自然日趋低迷。

 

    现在是股民反思的时候了。以投机炒作的心态入市，无异于火中取栗，实在是个危险的游戏。一个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人，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以投资为宗旨，对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认真分析，以决定要不要买某只股票、什么时候买、买多少。如果手中现在还持有缺乏投资价值的股票，最好的做法就是断然斩仓离场；拖得越长，亏得会越多。

 

    原因之三：证监会等监管不力。

 

    现在上市公司的违规现象层出不穷，虚假信息、关联交易、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财产等等，而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却执法很松，令股市纲纪松弛，股民利益不断受损；此种情况下，股民不斩仓割肉而去，又能怎样？这就好比一座城市里的警察部门如果形同虚设，那么偷窃行为就会泛滥，以至于该市被小偷界评为最受欢迎的城市，市民的最佳选择只能是离开。最后连小偷都不喜欢这座城市了，因为它已是空城、偷无可偷。所以不论是警察部门还是证监会，都必须承当起自己护法护规维护秩序的职责，这样市民才能安居乐业、股民才会踊跃入市。04年以“监管严厉”著称的史美伦被免去证监会副主席，很多人认为她提出的“先监管后发展”的思路，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应该“边监管边发展”。可是，缺乏监管，股市别说发展了，连维持都难。

 

    有论者认为，证监会执法不严是因为它既是监管者、又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资产所有者，两种角色相互冲突，使得上市公司在和股民发生冲突时，证监会偏袒上市公司。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证监会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资产所有者，为了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样要严格执法，以维护股市信用。试想，如果有上市公司违规，而证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其放过，于是会使其它上市公司也来效仿；股民利益无端受损，却无处申诉，觉得这股市实在没有规矩，只好离开；股民纷纷而去，对于上市公司就是好事吗？其它守法守规的上市公司会因为股市信用下降股民离场而难以再融资，那些尚未上市的公司会因为股市的黯淡萧条而募股筹钱困难，即使是因违规而受益的公司，以后的再融资同样困难。所以，证监会监管不力，只是令违规的部分上市公司暂时受益，却使得国有的上市及尚未上市的公司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受损。因此，证监会虽然身兼两种身份，但这两种身份都令它会严格监管。可以把证监会看作是国有上市公司的同业自律性公会，就像以斯特恩为首的NBA管理机构；该机构是由NBA各俱乐部联合成立的，但必须对违规俱乐部予以严惩，以营造俱乐部一方和球迷一方的良好关系，从而维护各个俱乐部的整体长远利益。

 

    证监会执法不严，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各个上市公司都涉及不同的权力资源，可能是省一级的，可能是部委一级的；证监会的权力对它们经常难以约束，也就是管不了。从这个角度说，指责证监会是不合适的。而这些权力资源之间在上市公司守法守规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二是对证监会缺乏问责机制。处罚上市公司是一件艰难而得罪人的事，更何况是处罚有很强权力背景的上市公司；像审计长李金华那样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的人毕竟不多。可是即使执法不严，也不必承担多少责任，那为什么要去使劲得罪人呢？

 

    因此，要改变目前监管不力的局面，就要使得和上市公司有关的各个权力资源之间，在守法守规上达成共识；还要对监管部门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另外，从市场经济的内涵出发，审批发行的事情则应该交给市场去做，而不是由证监会包办。上市公司中有一些业绩较差，这在各国股市上都是屡见不鲜的，比如纽约股市04年就退市了1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但国外成熟股市上的监管机构只作程序性审批，至于发行能否成功、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多少，是由企业、中介机构和股民决定；因此，即使股民买到垃圾股，也和监管部门无关，市场形象受损的是推荐该公司上市的中介机构。可是，如果像现在这样证监会进行实质性上市审批，实际上就是在做中介机构的工作，而且做得又不好，向股民推荐了很多业绩很差的公司，结果就是自己的形象受损，而形象受损对于它完成自己的本份职责——以公平公正的立场维护市场秩序——则带来消极影响，甚至有损于政府形象。

 

    因为现在上述三方面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股指仍将下调。什么时候上市公司业绩好了而且多分红了、股民抱着投资心态进入股市了、监管部门执法严格了，中国股市才到了真正的转折点，才具有了真正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那时就可以从目前的“三输”走向“三赢”（股市是个互利互动性的活动，从整体和长远看，或者三输或者三赢，不可能有两赢一输或一赢两输的中间状态。）当然，实现这三方面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从目前的上市公司以国企为主改革到以国企、民企甚至外企并重（纽约股市能允许中国企业上市，为何上海股市不能允许美国企业上市），需要股民真正抱着投资的宗旨进入股市，需要各个权力资源在股市上达成守法守规的共识、并对监管部门严格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