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与第二大能源进口国的中国，良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优越的地缘因素将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能源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是能源的供应与需求问题，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经济结构、社会稳定乃至个人发展。显然，不能对中俄能源合作只做能源进出口的狭隘理解。及早摆脱角色对立、定位模糊、阶段变更和大国逻辑的困境，妥善解决价格机制、技术合作、资源互补和地区建设等现时问题，是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当务之急和关键所在。

 

 

　　对于能源安全的理解与界定，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批准的《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将“能源安全”定义为“国家保障及公民、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而能源安全威胁，既取决于外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宏观经济、市场行情等），又取决于能源产业的整体运行情况。[1]德国学者白小川认为，能源安全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禁运之后发展起来的，其关注主要是石油供应问题，可以将之定义为“如何保障合理价格的可靠供应”。而今，这一概念又涉及到诸如环境和社会成本、政治和社会稳定、腐败、污染偷盗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问题。[2]我国学者大多认为能源安全首先是一个能源供应问题，同时主张对能源安全进行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理解，指出能源安全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必须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研究。[3]

 

　　总体而言，各国学者对于能源安全的理解与界定，已经从简单的立足于能源供需安全进一步深化到综合性的理解。能源安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原子型国家关系（Atomic-type state relations），还是一个深化的、事关国家稳定、地区协调、经济结构和个人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它游离于权力与市场之间，行走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际，可以细化为供应安全、运输安全、价格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六个方面。

 

　　供应安全。能源安全首先是一个供应安全问题。所谓供应安全，是指能源需求国可以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获得可接受价格上比较稳定的能源供应。这既是一个敏感性（sensitivity）问题，也是一个脆弱性（vulnerability）问题。为了提高供应安全系数，就必须降低外部风险。“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最简单的避险办法。为此，能源需求国大多实行了能源供应地“多元化”的战略。这样，可以避免能源需求国因某一能源供应地的动荡而影响整体的供应安全。但是，能源供应地的采储差异会引发巨大的成本差异现象，这是供应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

 

　　运输安全。由于世界能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加之能源需求国与供给国的不吻合性，导致能源供应必须通过国际运输来实现供需平衡。目前，世界上的能源运输主要依靠油轮、管道、电网、铁路等方式，或多或少的都存在安全隐患。运输安全不仅关系到能源泄露、国际犯罪、生态保护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合理的运输成本约束问题。运输线路的军事涉入将导致能源安全变异为一个传统安全问题，进而使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化。在国际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势下，大国之间能源争夺的白热化，极易引发和膨胀它们对于能源运输线路的单边控制心理，进而引发地缘关系的重组甚至是国际格局的变动。

 

　　价格安全。价格安全是指在能源供求双方可接收的价格上达成交易。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主要受OPEC的官方定价和西方几大能源交易所的价格控制。许多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和需求国对于世界能源市场的价格影响与其所占能源市场份额严重的不对称（如中国和俄罗斯），这种现象是极不公正的。更严重的是，对能源市场的恶意炒作所形成有价无市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价格安全是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能源安全的敏感显示器。过低的价格会导致巨大的能源浪费，过高的价格则可能引发能源革命，从而导致世界权力的转移。

 

　　结构安全。结构安全是指能源产业的内部结构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影响。众所周知，现代化的进程是伴随着一定的能源变革而来的，换言之，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能源消费会促进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产业结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能源之手”。不同的产业结构格局，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国际战略学明确指出，“结构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能源的结构安全问题。

 

　　生态安全。能源安全涉及到能源的生产、使用、污染与治理四个环节。能源安全离不开生态保护环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能源消费观和能源安全观。能源安全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能源生存周期的生态问题。从生态安全角度来审视能源安全，十分有必要关注经济生产方式问题，即更多的从节能技术和能源使用效率上来考虑能源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世界能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严重影响了世界权力格局。在此，国家安全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第一层次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即不因能源问题而受制于他国；第二层次是维护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和谐；第三层次是有关个人发展的大环境生态问题。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巨大的、稳定的能源支撑。把能源问题置于国内环境来考察，地区差异、产业差异就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对清洁能源和节能产品的使用与推广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对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乐观期待源自于两国所具有的共同利益，但这一合作进程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隐患。这些隐患成为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逻辑困境，包括角色差异的困境、定位模糊的困境、阶段变更的困境。这些困境，既有阶段性的，也有长久性的；既有经济性的，也有政治性的；应当引以高度重视。

 

　　第一，角色差异的困境。中俄在能源安全合作领域的角色差异主要源自于两国的资源禀赋差异。在世界能源市场上，中国是需求者（买方），俄罗斯是供应者（卖方）。在两国能源安全合作领域，中国基本上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俄罗斯则实行“引进来”的战略。不同的角色决定着两国的合作态度和观念存在一定差异，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能源价格的确定上。中国迫切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中国对俄罗斯能源市场的冒进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反感。2002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收购俄罗斯大型国有斯拉夫石油公司股份受阻，之后其收购“斯季穆尔”石油公司也被拒绝。2006年7月中石化成功收购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股份后又将其中51%的股份转卖给了俄罗斯石油公司。[4]俄罗斯不断加强能源领域的国有控制，就是不想做资本的“俘虏”，俄罗斯并不甘心于只是充当一个原料出口的大国。其实，俄罗斯加强对能源领域的国家控制，并非是针对于中国。中俄必须正视两国的角色差异，尊重彼此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实现两国能源安全领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第二，定位模糊的困境。中俄两国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存在着定位模糊的困境：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一模糊定位，直接关系到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战略构想和现实选择，最为明显的是“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根据2001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促成签订的《关于制定修建中俄输油管道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原则》，俄方允诺的“安大线”方案并没有落实，也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公开竞争俄石油来源时获得了俄方的同情性考虑。[5]此后提出的“泰纳线”方案，存在着开发周期短、造价昂贵等问题，其实并不比“安大线”方案优越。这说明中俄能源安全合作仅仅依靠政府主导是不可行的，何况俄罗斯正处于经济转轨的深化期。目前来看，走市场主导路线条件也不成熟。毕竟，中俄在跨国能源经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造成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定位模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能源作为战略资源的特殊性，又有两国自身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缺陷。对这一困境的解决，要寄予两国稳定的国内形势和健康的制度建设，应当采用混合定位，促进中俄能源安全合作的良向发展。

 

　　第三，阶段变更的困境。中俄能源安全合作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和商机，但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许多条件只是阶段性的。一旦中国经济冲出“能源瓶颈”后，其对俄罗斯的能源需求将会减少，能源合作的热情也会下降。而俄罗斯主要是通过赚取能源外汇来带动经济复苏，达到一定阶段后，其对外资的兴趣也会下降。显然，这会放缓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步伐。阶段变更的困境会影响中俄两国对能源安全的合作观念，进而导致两国能源安全合作态势发生变化。阶段变更是不可避免的，但中俄两国应当尽力减少阶段变更的冲击和影响。最近15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加快这一时期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失去这一重要的机遇期，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可能会步入较长的滞缓期。

 

 

　　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决非一个能源进出口的狭隘问题，而是关乎两国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可谓牵扯甚广。根据中俄两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大体形势，中俄能源安全合作主要面临价格机制、技术合作、能源互补和地区建设四大现时问题。

 

　　一是价格机制问题。价格机制建设直接关系到能源的价格安全。目前中俄两国在世界能源价格的影响力上与他们所占国际能源市场的份额极不相称。仅从目前国际石油市场而言，价格机制主要受欧佩克官方价格与英、美、荷的现货市场价格以及期货市场价格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不及0.1。[6]油价的上涨导致中国的外汇不断外流，以目前中国年进口石油1.5亿吨计算，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美元，中国就多支付外汇11亿多美元。[7]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实行“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期货市场。俄罗斯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新参与者，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俄罗斯明确提出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能源部门主要发展参数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还以一些公司内部竞争有损国家利益为由，对近三分之一的能源公司实行国家控制的国有化战略。在八国集团峰会（G8）上，普京高唱建立新的国际能源价格机制。在上海合作组合内部，俄罗斯也吹风建立内部的能源合作组织以实现价格主导。俄乌油气之争表面化则是最为明显的价格问题。这些举措表明俄罗斯对目前能源价格机制是极不满意的。可见，中俄在能源价格上具有共同利益。两国在能源价格上的合作主要是确保能源价格的稳定性与可控性，保证能源价格不危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两国要充分利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国际油价问题上共同磋商，相互支持。利用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小平台，建设一种新的价格机制来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虽然中俄两国作为能源的需求国与供应国存在着角色差异问题，但两国对于能源价格机制的理解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高低问题。中俄两国应当从整体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来长远看待能源价格机制问题，这也为中俄两国寻求合理的能源价格契合点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是技术合作问题。能源存在一个极限问题。当今国际能源的主体是碳氢类化石能，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因而能源安全的根本性解决途径是开发新的节能技术以及寻求新能源。在《中国能源状况与政策（2007年）》中，中国提出将通过增加国内能源供给，全面推进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积极稳妥推进能源价格改革与法律建设来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在《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俄罗斯提出要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与发展生态能源及资源保护的工艺技术，减低污染物及废气排放。可见，中俄两国都相当关注节能技术与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俄两国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能源污染治理等技术开发领域面临许多共同问题。加强中俄在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促进两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技术领域的合作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能够推动信任与机制建设，产生良好的外溢（spillover）效应。

 

　　三是资源互补问题。资源互补是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有利条件。中国的资金、劳动力与广阔的市场与俄罗斯丰富的资源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这是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遭遇“能源瓶颈”，中国需要俄罗斯丰富的能源来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俄罗斯则需要能源综合体工业的健康发展来发挥经济“火车头”的牵引作用。通过中俄两国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可以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资本、劳动力和市场，从而助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复兴。目前中俄的资源互补状态为现阶段两国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双方应该积极推进能源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发挥资源互补的巨大优势。

 

　　四是地区建设问题。中俄是世界上最大的邻国。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目前这两个地区都处于发展的转型期。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能源开发已经步入老年期，需要重新定位，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基本上处于尚未开发的阶段，但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动荡区。中俄两国在该地区能源领域的合作，是对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一大缓解和助推。进一步加快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可以推动上述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进而推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目前中俄两国都处于转型期，解决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隐患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提振经济发展，从这一意义而言，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值得欣喜的是，目前中俄两国地区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这为两国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积淀了良好的基础。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应该是多层次的，其中地区层次的合作不可小觑。政府主导，民间推动，应成为中俄两国地区层次能源安全合作的重要模式。

 

 

　　能源安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的课题是广泛的。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突破能源技术瓶颈，因此中俄能源安全合作中应将技术合作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中俄两国要树立战略性、发展性的综合安全观，这要求两国除了要关注现阶段比较优势式的能源贸易外，还应当考虑能源生态、经济结构、地区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中俄能源安全合作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阶段性“能源瓶颈”，实现生产方式转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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