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惯于以意识形态方式看待国际关系的典型国家，其国家战略的背后印记着深刻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又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加以传播和实施，诸如民主和平战略、人权外交战略就是其中的典型。探究美国对朝鲜的战略与政策，显然不可忽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美国对于朝鲜核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一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考虑；二是对朝鲜可能的“国家失败”所致严重后果的担忧。朝鲜核问题深刻暴露了美朝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的知觉差异，这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所形成的敌视情绪和敌对思维严重阻碍了美朝关系正常化。朝鲜首次核试验以后，美朝之间展开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双边互动，美国放弃了对朝鲜“邪恶轴心”国家的称谓，朝鲜在执行“2·13协议”过程中致力于重塑国家形象，从而引发人们对于奥巴马政府推进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种种猜想和期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要经由意识形态作用和强化的“认知失调”仍然存续，美国就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基本点，美朝关系仍会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套系统的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证明以及否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操作上，它是关于重要政治问题（如政治经验的主观评价、重要政策制定方面的竞争等）的一系列意见或态度的共变量；功能上，它是一种能够提供政治认同以及引导公众政治态度的符号模型。[①]

 

　　意识形态作为一套“辩护政治行为”的信仰，涉及有关一个社会所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的信念。从因果机制上，意识形态为外交决策提供合法的政治言论和氛围，也由此划定了国家行动的边界，指导决策者对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理解和定义，从而参与了创造国家利益和界定国家安全的过程，使外交决策及其附带的一切国家行为合法化。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安排世界的方式，它定义了敌人和盟友、危险和机会、我们和他们。尽管意识形态不是外交政策的直接原因，但是决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利益动机推动决策者沿着意识形态规定的路线行动。[②]可见，国家利益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国家利益会因人因时而有所变化，它的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③]

 

　　美国的外交政策深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甚至是摆布，其也成为惯于以意识形态方式看待国际政治问题的典型国家。拉夫纳尔的论证表明，意识形态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十分独特、往往也是决定性质的因素，它是美国的决策系统孕育出来的认识事物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④]基于自我知觉（perception）的假设，构成了美国治理世界的前提和条件，并形成一系列所谓的“美国信念”，譬如“凡是美国正当关心的现实问题，都具有普遍意义”；“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与一支力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的特点在于它对世界秩序所承担的特殊责任”；等等。

 

　　二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冷战时代的意见一致和越南战争后的意见分歧。根据霍尔斯蒂、罗森瑙和施奈德的观点，越战后美国主要有三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思想占据优势地位：冷战的国际主义（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冷战后的国际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半孤立主义（非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经常预先假定整合思想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思想体系与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加之，美国意识形态的高度稳定性及其对外决策过程的特有结构（见表一），从而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特征。正如罗赛蒂所指出的，“无论怎样，有一点无疑是可以预见到的，即为了能在未来的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进行竞争的各种对外政策观念将会同美国文化和民族主义的道德基础相一致。”[⑤]这会继续强化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并使之具有某种可靠的稳定性。

 

	外  圈	中  圈	内  圈	中心点
群体类型	一般公众	社会精英	权势人物	最高决策层
决策依据	实用本位	道德本位	程序本位	权力本位
基本立场	相对一致	分散	十分复杂	复杂
政治态度	开放	相对开放	相对封闭	封闭
政治情绪	易受影响	较难影响	不易影响	很难影响
信念强度	较弱	次强	中强	最强
作用机理	注重实际的多数	注重道德的少数	政治投票	政治选举

 

	30和40年代末	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	50年代中至60年代末	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1993-2001年	2001年至今
主导思潮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自由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
对内政策	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和提供福利	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和有限福利	主张基于私有企业的民主资本主义和满足大众需求	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和对穷人的赞助	推行减税政策，以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来指导经济发展	反对完全自由放任和过度干预的经济政策，奉行“第三条道路”	推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	通过国际合作、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联合国）发展起一种自由世界的秩序	通过在全世界发展军备，以武力威胁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	恐惧共产主义，因而拥护在全世界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	主张收缩战略范围，减少对盟国的义务，以及部分缓和两极矛盾	主张通过大规模扩展军备和强化防务联盟的遏制战略击退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	依靠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必要的军事力量，奉行“新干涉主义”，扩展美式民主	突出超级军事力量的优势和作用，奉行“先发制人”战略和“新帝国主义”
典型政策	罗斯福主义	麦卡锡主义	肯尼迪主义	尼克松主义	里根主义	克林顿主义	布什主义

 

　　如何看待美国对朝鲜的长远政策及其选择方向，不仅应从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来解释，也应从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观念定位来解释。“支配人们行为的是（物质的和思想的）利益而不是思想本身，但由思想缔造的‘世界形象’却总起着转换器的作用，它决定着作为动力的利益驱使行动朝什么方向移动。”[⑥]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去探讨美国对朝鲜的国家身份定位，从而勾画出美国对朝鲜政策的价值取向和指导理念，有助于我们相对清晰地把握美朝关系正常化以及朝鲜半岛和平体制构建中两国的角色判定和作用机制。

 

 

　　美国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个理念国家（idea-nation）。意识形态与美国“自我伸张”的外交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决定了美国对朝政策的思维取向和价值目标。所谓“朝鲜威胁论”，也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各种意识形态的汇聚点和根深蒂固的知觉，即朝鲜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和持续外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行为，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十分严重的威胁。[⑦]从国家身份的认知角度，“朝鲜威胁论”主要有三个版本：

 

　　（一）无赖国家说

 

　　“无赖国家”（Rogue States），也称“流氓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经使用“无赖国家”这一称谓，当时是指那些“内部统治令人憎恶”，亦即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1993年，克林顿公开指称“诸如伊朗和利比亚等‘无赖国家’的导弹”是“威胁”国际局势稳定的祸因，并构成了“现在显而易见的危险”。美国认为“无赖国家”至少构成了三种威胁：一是奉行与美国相左的国家政策，挑战美国的国际权威；二是威胁美国与其盟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总体稳定；三是某些具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潜力的国家，它们的非理性行为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孤立“无赖国家”的战略更加易于实现，因此加大力度推行“新干涉主义”，并以“维护地区安全”、“实施人道主义”为口实，对这些国家实施了严厉制裁甚至是军事打击，同时竭尽全力影响它们的国民心理，以期最终促使“无赖国家”的政权垮台，并由一个与美国全球战略相吻合的政权取而代之。为此，克林顿上台后对朝鲜采取了强硬政策，并认定“朝鲜是潜在的敌对性国家”，一度主张采取包括正规军作战、暗杀领导人、建立亲美政权等各种手段严打朝鲜，即“5027作战计划”。

 

　　美国提出的“无赖国家”概念，并未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其遏制政策也收效甚微。朝鲜通过积极的外交工作，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理解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00年6月，美国宣布放弃使用“无赖国家”的称呼，而改称为“令人关注的国家”，并部分解除了对朝鲜、伊朗和古巴的制裁。2000年10月下旬，奥尔布赖特访问平壤，并与金正日面谈过有关克林顿访朝的相关事宜，美朝关系一度和缓并有所进展，双边关系首现沸点迹象。这也意味着“无赖国家说”的破产。

 

　　（二）邪恶轴心说

 

　　布什上台后推行强硬的对朝政策，非但未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中删除，反而于2002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邪恶轴心”概念，将朝鲜与伊拉克、伊朗并称为“邪恶轴心国家”，指责朝鲜现政权“背信弃义”、“专制独裁”、“践踏人权”。此外，美国制定了更详尽的“5029作战计划”，并把朝鲜列入核打击对象国，从而严重恶化了初现缓和迹象的美朝关系，两国复归于冰点状态。

 

“邪恶轴心说”与“无赖国家说”本质上大同小异，但更具震慑效力，由此“朝鲜威胁论”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02年4月17日，布什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演讲时宣称，那些拥有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其政权威胁和平，拥有疯狂野心，极具破坏潜力，对本国民众进行镇压，并与恐怖组织联系，这些政权构成了“邪恶轴心”。美国将以各种方式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使用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来威胁美国。此言论一出，广受质疑和驳斥，但布什政府仍以此为托词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国内对于朝核问题的看法。一向以行事稳健而著称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朝鲜较之伊拉克更具有威胁性和进攻性，主张“应像对待伊拉克问题那样严肃认真地应对来自朝鲜的挑战”。基辛格还驳斥了布什政府在处理来自伊拉克和朝鲜核威胁问题上采取截然不同态度的做法，并提出“应对朝鲜使用稍早对付伊拉克的策略，逼其就范回归到国际社会要求朝鲜遵守联合国多项决议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步”，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三）失败国家说

 

　　“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也称“虚弱国家”。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如是定义，“失败国家”是指一个已经无法控制国土并为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无法维护法治和人权，无法提供有效治理，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如经济增长、良好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国家。“失败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能力虚弱以及国家治理失败。

 

　　“失败国家”作为前述两种概念的扩大，为从政治制度层面颠覆西方世界认为与之“敌对”国家的政权提供了相对充实的理论依据和言论氛围。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成为“失败国家”，国际社会、部分国家、甚至是某一个国家进行干预、包括改变其政府都是必要选择。这种思维的单向性与标准的混沌性，决定了“失败国家”这一概念在外交政策中的适用度十分有限和特殊。从美国角度而言，朝鲜是一个“失败国家的侯选国”。朝鲜至少具有某些“失败国家”的先验特征——它的政权体制存在随时断裂的可能性，这使其容易陷入一种“常态混乱”中，使朝鲜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变得更危险，而最佳选择是“先发制人”，采取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军事手段彻底消除威胁根源。

 

　　美国对于朝鲜国家身份的三种意识形态认知，从态度分级（attitude scaling）上已由单纯的“安全担忧”上升为全面的“政治关注”，反映了美国对朝政策始终难以解脱意识形态桎梏的客观现实。温特从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角度给出的分析指明，美国对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英国并不担心，但对可能拥有一、两件核武器的朝鲜深感忧虑，这是因为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英国是朋友，而朝鲜是“捣乱国家”。与其说朝鲜的核力量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朝鲜现时的国家身份让美国难以认同和接受。“冷战思维”的存续是困扰美国对朝鲜做出更大让步的心理障碍，这又因朝核问题、朝鲜半岛北南对峙以及大国对朝鲜政策的调整转变，而日益成为更大的原则性问题。这种以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别国问题（如人权、种族、民主等）的举措，已经成为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对话中的突出问题。由此，在六方会谈框架下，美国受迫于国际压力而逐渐放弃了对朝鲜“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的知觉定位，也试图通过“承诺对承诺”原则，换取朝鲜对美国在亚洲和朝鲜半岛作用的再认识。美朝关系正常化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过程，实际上蕴涵着美朝两国重新确认角色定位的战略契机。

 

 

　　围绕核问题，美国和朝鲜均一定限度地采取了接触政策，但迟滞和阻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毕竟很多，它们常常交织起来，并经由意识形态路径的反复强化，从而加重两个国家的政治心理负担，产生镜象（mirror image）反应，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⑧]基于谈判目的的考虑，美国部分地改换了对于朝鲜国家身份的言论指责，但从心理上美国一直没有改变对朝鲜“非正常国家”身份的认定，反而步步升级，强化了意识形态中对朝鲜反向身份（counter identity）的认知，使朝鲜核威胁更加凸显出来，成为一种泛化了的地区安全问题。

 

　　美朝关系正常化无疑是一个十分曲折和复杂的过程。目前，美朝两国均以优先获取某种“结构性权力”，以便居于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对方首先就范、以主动寻求关系正常化作为主要策略。美国和朝鲜均按照各自意愿所确定的和解路线图，显然并未认真考虑到对方的实际意图和真正动机。作为核问题两端的“弃核”与“拥核”，只能在这种矛盾中徘徊，而始终难以接近问题的真正原点。美朝关系发展中的物质性障碍可以经过“适当交换”扫除，问题是这种“适当交换”的条件虽然十分明确，即“以核换和”，却因背后隐含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诸如人权问题和政权问题，每一步共识的取得都异常困难。从奥巴马主政后的种种言论分析，人权问题和政权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成为困扰和迟滞美朝关系发展的主要症结。

 

　　人权问题。从卡特政府开始，人权问题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核心准则和普世标准。美国把它对基本人权所承担的义务视作是国际社会寻求其领导的一个主因。[⑨]美国一直将朝鲜列入“世界最有系统侵犯人权国家”的黑名单中，并将朝鲜称为“世界上违反人权情况最严重的国家”。2004年10月18日，布什签署了所谓《朝鲜人权法案》[⑩]，使之成为正式法律，宣称将指派“人权特使”专门负责朝鲜人权问题，以便美国政府制定相关措施“加紧阻止朝鲜侵犯本国公民的人权”以及妥善处理和安置朝鲜难民与“被迫害人群”。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06年人权报告》中将朝鲜称为“世界上最孤立且最压迫人民的政权之一”。对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展开政治反宣传的做法，朝鲜一直提出严厉谴责，其宣称捍卫人权的惟一方法是以实力相抗争，朝鲜将继续加强自卫性遏制力。六方会谈中，美国提出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将解除核威胁与朝鲜是否善待本国公民置于同样紧迫和重要的地位，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朝核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布什政府将人权问题视为朝鲜回归国际社会所必须接受的一项基本国际准则，而民主党较之共和党往往更加强调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奥巴马主政后，人权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成为美朝关系正常化中一个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

 

　　政权问题。共产主义是美国立国以来从意识形态方面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反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从自由主义信仰中引申出来的典型意识形态，其特征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和政府。反共主义成为对外政策的一种主导思想，其最集中的体现是美国推行的“遏制政策”。[11]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加大力度清扫“共产主义残余国家”，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是美国确定无疑的战略目标，也是其仍然固执“冷战思维”的一个深层原因。从此种意义而言，朝核问题出现与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朝鲜喋喋不休的言论攻击与威胁以及倾心孤立并试图颠覆朝鲜国家政权的行为举动，使原本就陷入冷战后“结构性僵局”的美朝关系总是演变成为一场场危机。搞垮朝鲜现政权一直是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朝核问题再度泛起后不久，以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弗维茨为首的强硬派就提出“促使平壤发生政权转移是最终解决核问题惟一可行的长期政策和方法”。虽然美国否认要“颠覆朝鲜体制”，但一再宣称要“转变朝鲜制度”，即“转变朝鲜经济制度”。为此，朝鲜始终把保障国家体制与维持现政权作为“弃核”的一项基本条件，并在此问题上奉行“以超强硬对待强硬”原则。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戈斯认为，虽然朝鲜正以举国之力发展核武器，但国际社会很难想象朝鲜会使用核武器发动战争。可以说，这些武器不是毁灭自己的战争工具，而是保证朝鲜政权继续存续的护身符。实际上，政权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美国始终难以彻底放弃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目标以及与朝鲜共存问题，而是牵扯到极敏感的最终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即签署永久性和平协议。显然，这一协议难以在当前国际环境和权力结构下实现。

 

 

　　意识形态并非一个由理性论证支撑的规定性学说，却是一个可能破坏理性论证的规定性方法。作为一种认知符号和模型的意识形态，极易形成判断和识别上的错误知觉。优先解决信任问题是解决朝核问题以及美朝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的前提和导因。美朝双方基于长远利益的权衡、历经反复的博弈，设立共同目标、探讨共同规范、遵守共同规则，致力于充分认识并最终克服心理错觉，加强信息沟通与领导人交往，必要时采取一方首先让步的原则，将有助于培养美朝政治互信关系，从而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过程中迎来重塑国家角色的新契机，推进美朝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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