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内外形势做出的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相对稳定的战略和策略，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性质和一定时期内的实际状况。从思想理路细究，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无疑是对党的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思想的高度凝练。从学理层面搭建一个相对系统的分析框架，从战略视域、战略思维、战略效果等三个方面，全面比较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思想，总结经验，寻的规律，有助于提升和丰富新时期中国继续奉行和平发展外交的哲理内涵与对应策略。

 

 

　　正确估量和把握时代主题，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是一个国家正确制定内外政策、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事关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议，不同程度上都与时代问题有关。时代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指国际社会演进过程中，依据某种特征划分的各个发展阶段，即人们对世界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是种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全部固有现象的综合。[①]由于考察的参照系不同，对时代的划分和定性也大相径庭。一般而言，划分时代的依据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各种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综合趋势等。时代主题就是对时代的一种综合性的、最高层次的概括，它涵盖了许多时代现象。对于时代主题问题的判断和理解，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经历过一次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较大程度的认知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格局已然形成，两大阵营激烈对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军事扼杀的敌对政策和战争政策，国际战争压力巨大。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经济，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并积极谋取全球与地区的均势格局。由于两极格局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党中央的国际战略思想始终围绕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核心目标展开。初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②]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美对抗有增无减，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台海局势、南疆局势十分紧张。加之我们党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党中央对于时代主题的认知发生了严重偏差，一度过高估计了国际战争和世界革命的形势。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难以避免，且迫在眉睫，并视革命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应该说，党中央对时代主题即战争与革命的判断，在军事对抗加剧、中国周边环境恶化、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实难避免，而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观上也是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良好愿望出发的。但备战备荒的路线方针，不仅严重干扰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也恶化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加剧了中国自我封闭的状态，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不久，毛泽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这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外交也因此全面转型。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克服了同西方国家以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瓶颈和障碍。中国外交再度出现新局面。毛泽东对时代主题认知的及时调整以及由此取得的巨大外交成就，为邓小平适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论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成功的实践范本。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复杂的国际格局变动以及微妙的国际力量组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战略高度，转换处世角度与思维方式，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同时突出独立自主原则，从国际格局基本稳定的角度为世界和平固本培源。这一时期，邓小平多次提出“和平与发展”的论断。1985年9月，“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这也标志着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的认知转变。这一认知转变的根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核心国家利益的确认。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主要是经济目标，这是我国在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核心利益。邓小平指出，综观全局，不论怎么变化，我们都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③]二是对国际环境的定性。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这意味着我们认为国际环境基本上是和平的，和平并非一种稀缺资源。邓小平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爆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④]三是对中国外交资源的估计。邓小平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地理大国、人口大国和文化大国，也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从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方面而言，中国仍非一个“标准和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这说明，我国外交资源是灵活而有限的。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继往开来，冷静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提出了“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的战略方针，并积极参与和融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创设与构建过程，致力于营造和平共赢的国际关系，继续开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从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到和平共赢，反映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勇立潮前，锐意创新，善于从理论和战略高度来思考国际关系的本质，善于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角度抽取精髓来指导国家战略的运作。

 

 

　　国际格局，也称国际关系格局，即一定历史时期内，各种国际战略力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从全球层次反映了国际战略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⑤]国际格局反映的主要是大国之间能力分配的现实状况，并以此机理来界定国际体系的性质、内容与发展进程。对此，新现实主义从两大基本要素——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的角度，阐释了国际体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即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基本的构成单元，生存是其最低目标（或称首要目标）。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动主要是由构成单元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的。换言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动所依据和反映的主要是构成单元的实力排序状况，即所谓国际格局。[⑥]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综合实力居于前列的大国，其对国际格局的塑造与国际体系的变动负有重要而特别的责任和义务。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不渝地倡导和推动建立一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思想的共同要义。由于对时代问题的理解有所差异，加之国际格局从急转缓的流变趋势，因此，实现上述国际战略构想时，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一直贯彻着和平主义的传统。

 

　　（一）均势思维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时期，中国实行的国际战略可以统称为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由于存在着明显的敌对力量，这一时期，中国一直忙于组织各种形式的国际统一战线。简单说，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就是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矛盾分化敌人，集中孤立和打击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因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的不同，打击和联合的对象时有调整。这种战略体现了明显的均势思维，即通过均势制衡（balance of power）手段，最大程度地限制霸权国家或强权国家的对外扩张，全力谋取全球及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边倒”时期（1949年—20世纪50年代末），“美苏并反”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末），“一条线、一大片”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时期中国国际战略始终立足于全球层面，致力于全球与地区均势格局的形成。从“一边倒”到“一条线、一大片”，从“联苏抗美”到“联美遏苏”，其战略始终以制衡美苏为基调。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主旨，就是制衡当时世界上权势最大亦即威胁最大的那个霸权国家。这一思想所体现的均势思维，旨为构建一种可以制衡霸权体系的均势体系，即形成一种国家间力量对比基本平衡的暂时状态，没有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或对其他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霸权国家。总体来说，毛泽东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是合理而正当的，但合理的未必是完美的。以当时国家综合实力考量，中国致力于从全球层面推进均势体系的确立，虽然使自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也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全面性，限制了外交活动的灵活性。

 

　　对于如何处理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关系，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部分弥补了“一边倒”战略的不足。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理论、1956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28年间，毛泽东始终因应国际格局的变动趋势尤其是多极化发展的苗头，不断突破思路，果断调整策略，坚持反帝和反霸的同时，努力超越传统的根据意识形态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框架，外交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不仅极大地改观了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人类共同发展。

 

　　（二）独立自主与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对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冷静观察，深入思考了时代主题与时代特征、国际形势与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社会发展总动力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问题，形成了对国际形势判断富有时代精神的科学认识。1980年以后，随着对时代问题的认知转换，邓小平根据变化了的中国国情，适时调整了对外战略，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会上，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科学总结历史经验，运用和拓展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反复强调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我们事业的立足点。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首要主旨是不结盟，即不与任何大国结盟。1986年3月25日《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确切地指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⑧]中国政府的不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其一，结盟或多或少会束缚中国的手脚，有碍于在对外关系中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其二，作为重要“一极”，中国与美苏任何一方结盟都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与和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为某种临时事件所左右。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⑨]

 

　　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4字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外交工作迅速摆脱了被动局面，也预示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向了成熟。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力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种重大需求，创造有利于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和谐有序的国际气候和周边环境。为此，中国外交必须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是忧患意识和坚强自信的有机结合，其要旨是利用一切所能利用的矛盾，调动一切所能调动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因素，化解一切所能化解的消极因素，从总体上把握和影响事物的发展趋势，为中国的快速、健康发展服务，为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⑩]

 

　　（三）合作共赢与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继往开来，提出了许多新思想。这为我国进一步开创了外交新局面，既赢得了稳定与和平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赞誉。由此，中国外交稳健地步入了有所作为，合作共赢的新阶段。中国开始更多地承担起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了新动力。

 

　　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内在核心，就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基础上有所作为，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来处理国际事务。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正确把握和应对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致力于推动各种国际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稳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促进经济全球化向着有利于全人类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概言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其国际战略就是“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11]以实现“促合作，求共赢”的战略要旨。通过大量的实际行动，中国使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非威胁。

 

 

　　事实上，缔造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一味地消除传统威胁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实现一个基于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非地位、协商一致而非强制的国际社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周边态势、亟待提高的综合国力等因素，中国必须放眼世界，积极参与、融入和构建国际体系，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换言之，提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程度，这是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应有之义和战略要务之一。

 

　　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形态，并对应性形成了三种国家身份：第一，正向认同和现状性国家。正向认同是指国家对国际社会持认可态度，以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这类国家希望维持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基本现状。第二，零向认同和游离性国家。零向认同是指国家对国际社会既不认可也不反对，对国际事务采取游离态度。这类国家往往根据自身的偏好游历于国际社会。第三，逆向认同和革命性国家。逆向认同是指国家对国际社会持反对态度，基本上不参与国际事务，并认为此类活动对自身是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这类国家希望改变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一般而言，一国对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程度越高，其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国际制度的心理与需求就越明显，这个国家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也就越可能呈现出良性状态。[12]

 

　　以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为界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识别与认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迹象。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具有较明显革命性倾向；此后十年，中国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具有一定的游离性；90年代之后，中国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开始转向现状性国家身份，并不断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国开始全方位的参与国际事务。随着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数量的不断增多，中国以更加积极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和融入到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并日益发挥令世人瞩目和认可的建设性作用。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衡量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的运作效果，可以通过测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的方式比较得出。根据有关文献统计，到195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25个，出现了第一次建交高潮。这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到196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此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跨入70年代，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正常国家关系，同时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也保持着增量发展。到1980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124个，相当于1949—1969年20年间建交国家总数量的一倍多。截止2004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68个。[13]中国的朋友遍及世界五大洲，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从中反映出一个规律性的经验，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均相应的得以改善和稳步提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运作的良好效果。

 

　　全面比较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思想，其中一个基本经验是，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强调正确把握和应对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多种力量的和谐并存，保持国际格局的动态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有所作为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身份，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和负责任大国的具体体现。始终致力于和平发展外交理念的中国，将成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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