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升级，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井喷期”，最典型的就是今年第一季度，海内外媒体出现了对中国战略产业突起的报道热潮。这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中国宣布要自行设计制造大飞机和中国接连发射了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然而，从舆论的角度看，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却面临来自西方媒体的信息干扰和冲击。很多信息都是因为国外媒体先“炒作”一轮，我们的媒体才跟进报道一轮，然后再等待下一个目标。明明是自己国家的正常发展，为什么要给受众一种“追西风”的感觉呢？当前，西方舆论密切关注我国战略产业发展，有个别媒体甚至有意歪曲事实、恶意猜测，而我们的媒体要么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要么是只有被动地反驳，却不能更主动地影响世界的舆论，这是一个事关大战略的问题。

 

　　“井喷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回应西方猜忌的大战略

 

　　如果把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比喻为以GDP增长作为速度的赛跑的话，那么，中国目前是正处在第四名的位置上。跑在我们前面的德国、日本和美国以及排在后面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在一些战略产业、高技术上有领先优势的经济强国，而中国的“第四名”恰恰是在相当程度上付出了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金融流动性过大、低水平出口加工业盲目扩张、就业压力大且扁平化等代价。因此，战略产业的突起，预示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提升自主创新含量、寻找可持续发展出路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但在西方媒体看来，最近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趋势，似乎每一个都是在摘美欧大国战略产业的“心肝”，比如大飞机、导航卫星、高温气冷核反应堆、龙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无线通信技术，等等。去年12月1日，美国导航卫星权威杂志《GPS世界》文章题目就是“巨龙已醒正在撼动世界”，文中比较中国即将要建立的第二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与欧洲拖延的“伽利略”系统，一副惊恐的样子。这些专业的分析和较为精细的数据和结论，为西方的那些大众媒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西方大众媒体借此采用的是放大、进而引向军事、经济对抗的手法，有的甚至借此制造“中国威胁论”。

 

　　中国媒体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正面回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那些数据和结论，让受众在正确认识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瓶颈的同时，不受“西方媒体鼓动的对抗情绪”的影响，进而转向与中国发展同生共进的理性思考。

 

　　如果说中国不得不在发展战略产业上发起冲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硬件“攻防战”的话，那么，双方的媒体一定也无时无刻都在信息空间里进行着“软性”的博弈。这种博弈中既有对对方的具体技术水平、资金多少和决心意志的试探、评估和分析，更有对对方决心与意志的干扰，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从目前看，因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突起所形成的双方舆论在信息空间里的博弈中，中国的媒体仍处在被动防御的位置上。这与中国媒体本身得到的战略产业信息很有限有关，一些媒体有时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对骂”式的炒作上，容易把我们宝贵的爱国主义资源推向极端，最后很可能变成了自我干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守为攻”的大战略。

 

　　大战略应用的成功案例

 

　　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寻找一些成功的“转守为攻”的战略范例。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因越战和民权运动，一直处于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动地应对国外的关注，国内的社会凝聚力也急剧下降。此时，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媒体，设计了一整套旨在提升国内社会凝聚力的大战略，先是将登月塑造成一个找回社会凝聚力的着力点，接着又营造了一个以太空文化为基础的凝聚场。在大战略的指引下，恰恰是60年代，美国形成了有史以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强势文化。

 

　　最近的例子是伊朗核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法理上的正确与否，只从手法上看，伊朗制定应对西方信息干扰的大战略也是成功的范例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内贾德在当选后，通过演讲、集会等各种“软”手段，充分利用媒体制造将和平利用核能与“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的平民理想，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进而形成了一种让西方决策者难以捉摸的伊朗决心和意志，最终影响和干扰了美国下达军事打击伊朗的决心。事实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伊朗在这场博弈中有一套设计完整的战略。首先，伊朗明确了美国更迭其政权的企图，也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核问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进而也就明确了在信息空间里进行博弈的内容。随后，伊朗调动了一切可以强化的信息力量，呈现和平利用核能的决心和意志，影响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心和意志，最终在留有一定妥协空间的基础上，阶段性地实现了“反威慑”的效果。

 

　　中国如何“转守为攻”

 

　　如此看来，总结和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对如何回应西方的关注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和对自主创新项目的投资力度的加大，中国战略产业与发达国家的战略产业的竞争是必然的，即存在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当这种矛盾发生冲突时，往往最先会体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在信息空间里的博弈上，中国面对的将包括西方的质疑、批判或者“中国威胁论”等等各种态度，比如，在中国政府前段时间宣布自行发展大飞机后，美国《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马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制造大飞机面临重重阻碍”的文章。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先期预料到对方会释放出这种信息干扰，完全可以事先提出中国发展战略产业的困难，比如，中国的融资渠道、百姓关心的股市房市汇市以及是否要建立中长期战略风险投资和制度监管等问题，还可以就先期产品概念的确立，同一个市场中的营销、产品推广等等进行广泛的信息传播，另外，也应该表明中国发展战略产业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中国都会坚持下去的信心和意志。这样，既可以提前在国内受众心理上构筑信息防线，也可以主导西方媒体对中国战略产业的报道。

 

　　由此可以总结出中国制定大战略“转守为攻”的三大要点。第一，中国需要认清自己已处于“井喷期”的国家发展阶段，同时，回顾历史上处于这种阶段的国家都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和挑战，并罗列各个国家就这些外界反应所采取的措施，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其次，要认识到中国媒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的软实力，可以在中西方信息交换中瓦解对方的干扰和“攻击”，也可以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环境中，将中国要升级战略产业的决心和意志向全世界正确传达，也能够通过信息空间的博弈迫使对方达成一种总体上的妥协。

 

　　最后要有支撑媒体信息传播的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均可纳入一个统一的应对西方反应的大战略，这包括宣传动员能力、定期公布中国战略产业信息的计划、回应西方信息反馈的各种预案，等等。

 

　　当然，由于中国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在应对外界信息干扰的大战略方面，可能会处于弱势，因此，当中国决定将战略产业升级时，也应该是同步强化大战略提升的时机。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的10年伴随着中国战略产业的冲刺性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由四进二的“弯道”加速，如何提升回应西方信息的中国大战略水平，突破西方信息“围剿”，将是未来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必然选择。

 

　                    （作者是北京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