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越境袭击，并俘虏了两名以军士兵。然而，这个胜利果实却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以色列随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惩罚性袭击，至今已造成近500人死亡、2000人受伤。双方在地中海沿岸狭小地带大打出手，你来我往互不相让。7月26日，黎以冲突的罗马会议也无果而终。

 

　　历史上众多矛盾交织的中东地区，已发生了世人熟知的五次中东战争。战争并未成为暴力的终结者，相反这种夹杂着大国干预的非对称性战争，或许只是暂时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由此带来的只是昙花一现的和平景象。这从冷战结束以来中东的和平图景可见一斑：中东仍陷入战火纷飞、狼烟四起之绝境。

 

　　近期，以色列实施的“拯救大兵”计划，已直接导致了两场冲突，分别与冤家对手哈马斯和真主党大动干戈。“夏雨”行动的硝烟刚刚散去，黎以之间的炮火又使中东上空乌云密布。黎以冲突逐步升级的局面，向我们昭示着中东的游戏生存之道：战争是获得和平与利益的根本手段。在中东，战争可以说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

 

 

　　黎以冲突起因于上世纪60年代末，巴勒斯坦游击队将对抗以色列的阵地转移至黎巴嫩，从此两国关系交恶，以色列拉开了军事打击黎巴嫩的序幕。1968年12月28日，为报复巴武装人员在雅典机场对以色列民用飞机的袭击，以军出动武装直升机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机场，炸毁了10多架黎民用飞机。1978年3月，以色列出动海、陆、空三军“浩浩荡荡”杀入黎巴嫩，并占领了部分领土。

 

　　1982年，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战场英雄沙龙率以军血洗了贝鲁特，由此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在这次著名的地区战争中，以军出动地面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空降部队三军并进，对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进行定点清除，并占领了黎巴嫩的南部大部分地区。1985年1月，以军开始分阶段撤离黎巴嫩。但是，以色列并未完全主动放弃在黎巴嫩的影响，而是乘机在黎以边界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并维持军事存在，扶持一支亲以的南黎巴嫩军。与此同时，成为日后黎以关系主角的真主党武装力量逐步壮大和活跃起来。1990年，随着黎境内的全面和解，各大政治派别和武装都实现了非武装化，惟独真主党仍持枪活跃于黎南部。

 

　　冷战结束以来，黎以之间的冲突非但未减，反而上升势头迅猛。1992年，黎真主党总书记穆萨维及其家属乘坐的汽车遭袭，穆萨维等撒手人寰。1993年7月，以色列对黎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经由美国的调停和斡旋，双方达成口头契约，即不以双方的平民为袭击目标。但这种口头谅解在战火面前显得苍白无力。1995年3月，真主党领导人亚辛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中弹身亡。1996年4月，以色列发动代号为“愤怒的葡萄”行动，大规模空袭黎巴嫩，造成数百名黎巴嫩平民伤亡。1999年6月，为报复真主党人对以北部的火箭袭击，以色列用火箭袭击了贝鲁特东部和南部的目标，炸毁2座电场和5座桥梁。可以说，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建立与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以色列不断战争的历史，双方的“礼尚往来”已进行近30年。

 

　　2000年5月，以军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对黎南部22年的占领历史宣告结束。但由于以色列没有从有争议的“萨巴阿”农场撤军，黎真主党游击队和以色列的冲突从未停止过。期间五、六年，也是双方一段暂时的相对和平期，因为此间发生的冲突仍未超过1982年以来的任何一次冲突。然而，近期黎以之间的交火已被《华盛顿邮报》点评为至198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冲突。

 

　　中东地区屡屡重现战火，当今世界，地区冲突仍是影响和平与稳定的最突出因素。难道真的只有战争才是黎以双方交往的方式？

 

 

　　当以色列以人质危机为由，对黎巴嫩大动干戈时，这似乎还只是停留在一场“拯救大兵埃勒达德和戈德瓦瑟”的军事行动。然而，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使人们确信以色列醉翁之意不于酒，将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势力彻底扫荡干净才是真正的战略动机。因此，真主党二号政治领导人马哈茂德·科马提坦言自身的错误估计，即认为以色列的反应大大超出了真主党的预料，从而使得用被俘的以色列士兵交换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三名黎巴嫩人的计划落空。

 

　　以色列是一个特殊的国度，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安全问题的认知方面。从某种意义而言，以色列人天生具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经由世纪沧桑演变而成。具体言之，以色列的祖先犹太人是一个非常优秀和聪明的民族，但犹太人的历史却是一部背井离乡的血泪史，悲惨的历史遭遇已形成了以色列民族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以色列天生对于安全具有极度的敏感性。而且，以色列还面临残酷的现实：以色列长期处于比自身大200余倍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历史冲突延续至今，这种民族间的冲突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或许是一时一事及一人难以撼动。正因为如此，处于如此极端地缘政治现实之中的以色列人将安全视为第一要务。“以色列人经不起任何一次失败”，恐怕是对于以色列人安全观的最好诠释。这也是沙龙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具有如此崇高地位之缘由。对于这场正在进行中的黎以冲突，根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86%的民众认为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有理，约56%的民众认为在真主党被彻底消灭之前，以军不应该停止军事行动。由此观之，以军的进攻性军事打击政策并非无源之泉。

 

　　黎以冲突的爆发与升级，进一步彰显了真主党势力在黎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地位。真主党武装力量之所以在黎巴嫩生生不息，在于能够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军事打击的政策仍需仔细考量，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彻底铲除真主党暴力势力的社会土壤。真主党成长于与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之中，如此而言，只有斗争才能体现出真主党的价值所在。不管是从真主党所信奉的价值理念，还是从现实和平的获取而言，战争必须通过战争而消灭，和平只有通过战争而获取。这一点或许丝毫不为过。细细观察，这种内在的暴力逻辑导致了中东地区极端势力的盛行，并获得大量群众的支持。因为在非对称中的冲突中，有利的武器莫过于运用极端武力手段达到自身目的，或争取外在的干预和国际正义的支持。但归根结底，武力与战争是改变现状、征服对手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此说来，对于中东地区中暴力盛行、战火不断的现象我们或许不难理解。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中东和平面临着一个难以面对的悖论。这个悖论的表现即为战争已成为一种习惯，进一步体现为暴力与战争已成为各大主角的合法性基础与来源。这一点在真主党与哈马斯表现犹为明显。2000年之后，黎巴嫩相对和平的实现，已使得真主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解除武装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哈里里案之后表现更为明显。然而，对于真主党而言，只有不断地进行战斗，不断地强化对以色列人的仇恨，其所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才得以巩固和维持。形象地说，暴力之于真主党犹如玫瑰之于情人。同理，这种暴力逻辑在哈马斯身上显露无疑。被以色列及美国视为“极端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执政后，面临着巨大的“和平压力”。因为作为标准的靠武力起家的极端组织，哈马斯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在于其所坚持的暴力原则。如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则无疑是对于自身“工作原则”的一种莫大讽刺。

 

　　中东和平的复杂性在于它交织了各种和平与暴力的死结，国内政治的压力、民族主义与宗教信仰、大国关系的错综复杂等等因素无孔不入，已使得和平的获取与维持的相关利益者甚多，难以平衡。当宗教信仰步入冲突之时，由此导致的地区冲突中的非理性特征大为凸显，已是常理所难以解释与理解。这也是外部干预与国际斡旋收效甚微之根源，因为外部的调停或许能控制冲突的升级，但这种暂时的安抚之策仅为权宜之计。

 

 

　　黎以之间激烈的武装冲突已造成了大量的“善后之事”。然而，国际社会并未能提供有效的解救之策，各方势力也是基于各自利益出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在罗马国际会议上，与会相关各方分歧巨大，难以形成有效集体行动。对于如何实现“有效停火”，各种解释应运而生，但于事无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欧盟大部分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主张应立即实现停火，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虽主张应“紧急停火”，但站在以色列一边，对真主党提出若干附加条件。而赖斯可谓一语中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和民主的黎巴嫩”，“只有能保证实现持久和平的停火才有意义”。此外，她还竭力凸显叙利亚和伊朗因素，指责它们对地区冲突应负重要责任。

 

　　如此看来，国际社会的干预难以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其有效性与执行力尚需质疑。即使国际社会能够形成一致的意见与行动，其所进行的努力也只能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或者为冲突熄灭，但火种尚存。只要一有合适机会，火种被点燃，冲突“重现江湖”则应在意料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社会的干预、协调与维和等努力，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之效用。

 

　　但是，国际社会作用效率与效力的缺乏，并不表现其所进行的工作为无用之功。对于冲突双方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其所起到的作用或许应着重考虑。因为黎以冲突并非是单纯的双边冲突，透过冲突的背后，美国等相关各国的影子若隐若现。所以，冲突的解决与和平的达成不仅在于当事双方，更在于其背后各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较量。从这种意义而言，和平的达成其实是一项系统工程，当中相关各方的努力都不可或缺。以目前冲突的态势和各方的关注来看，黎以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尚需再加以考量，但冲突的平息尚待以时日观察。而对于冲突根源之消除，或许不是一两代人所能解决。因为双方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冲突情绪与认知结构，其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历史惯性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