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战争时代

    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那么令人不愉快的“9.11事件”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转折点，布什总统最近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便是最重要的依据。当苏联、东欧国家集团解体后，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趋势、特征，人们尚未识其庐山增面目，对于接下来的国际社会主要冲突，人们也议论纷纷，期间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认为冷战以后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这种看法曾遭到包括许多中国学者在内许多人的驳斥（见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995年12月第1版），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亨廷顿确实具有非凡的历史预见。在国际政治史上，大国一般都主导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唯一的超级“巨无霸”、左右世界局势的美国，最近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意义不仅仅是针对美国而言的，它将对世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它反过来证实了“9.11”恐怖主义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冷战后迷漫在历史前面的迷雾已渐渐散尽，21世纪的人们进入了恐怖主义战争时代。 虽然，恐怖主义攻击自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一次像9.11事件这样，对国际政治格局和未来战争领域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其实，仅仅从人类的战争领域而论，9.11恐怖主义袭击就足以成为划时代的事件。9.11事件以前的战争笔者称之为“常态战争”，它基本发生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派别之间，无论是国际间的战争还是国内政治派别间的战争，都在公认的暴力游戏规则下进行，主要表现在武器的使用、攻击对象的范围等方面。尽管“常态战争”中也出现不遵守公认的暴力游戏规则的现象，但却遭到“游戏人”普遍的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违反“游戏规则”的“游戏人”的惩罚，表达了人们即使不得不从事战争时也要维护“常态战争”的强烈愿望。 恐怖主义战争属于“非常态战争”。从暴力对抗角度看，一旦暴力的两个极端——极弱同极强构成冲突，恐怖主义便从极弱一端产生，这已成为人类使用暴力的规律。从动机、目的看，恐怖主义往往更多的是为了复仇、被压抑的情绪发泄、而不是现实利益（尽管根源于利益但被情感所支配）。由于情绪永远需要宣泄，所以暴力一旦与情绪挂钩，暴力本身就无法控制，甚至暴力本身就是目的。巴勒斯坦地区恐怖主义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性和不确定性表明：恐怖主义节奏与情感节奏是一致。因此在社会冲突意义上，恐怖主义往往属于非理性的“非现实性冲突”。“常态战争”的主体是国家和有着现实利益的政治组织，有着领土、权利等明确、具体的现实利益。既然追求现实利益，必然要理性地计算成本和代价，暴力永远是服从于现实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情绪宣泄的工具。所以在社会冲突属性上，“常态战争”属于理性的“现实性冲突” 由于目的、动机同“常态战争”存在根本性差异，恐怖主义的“非常态战争”必然以反常态的特征贯穿整个暴力过程中。“常态战争”中，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约定，或者在某些国际战争公约制约下进行着战争，武器和攻击手段的选择、攻击目标的选择都受到国际公约或传统约定的制约。恐怖主义的“非常态战争”则打破了人们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暴力游戏规则，尤其表现在武器使用的无限制、以及攻击对象的无限性这两个特征上。“常态战争”视伤害平民、攻击民用目标、使用生化武器为战争中的犯罪行为，“非常态战争”视为正当而有效手段。 由于动机和目的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在军事价值观方面，恐怖主义的“非常态战争”与“常态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常态战争”存在着双方共同认可的胜利和失败的标准，几场会战的失败导致国家战败投降，但“非常态战争”根本不承认这种失败。同样，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派别通过会战取得的胜利，也得不到恐怖主义的承认。再以攻击行动为例，在“常态战争”中，炸毁一座桥梁本身不能算作成功，只有切断了对方的退路、将其歼灭时，炸桥才有意义。但在恐怖主义的“非常态战争”中，炸桥本身就是目的，就是胜利。国家的失败是输掉战争，放弃利益，国家仍然存在。国家被征服，民族、种族还存在，人民还存在。恐怖主义的失败就是恐怖主义本身被消灭，恐怖份子的失败就是恐怖份子本身被擒获或被击毙，否则，他们就永远不失败。 “常态战争”的双方往往是国家与国家、或者政治集团对政治集团，具有对等性。“非常态战争”往往是社会小集团、甚至个人同国家之间的战争，如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同美国对抗，对善于创造新概念的美国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两者交锋具有绝对的不对等性，是真正的“不对称作战”和“不接触作战”。

    进入21世纪后，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组成统一战线来对付恐怖主义运动。这标志着恐怖主义战争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非常态战争”与“常态战争”较量，在这种个人、小集团对国家的战争对抗中，一向致力于“常态战争”努力的“国家们”目前陷入了真正的尴尬和危机。在这种性质的战争中，高科技、军事战略、军工企业、强大的军兵种、核武器、航空母舰、导弹、制海权权、制空权等等一切“常态战争”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这些方面优势统统被“非常态战争”彻底“废掉”，它是继核武器问世后又一个军事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如果说核战争的威胁点住了传统的常规战争的“穴位”，那么恐怖主义战争则将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穴位一块点住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国家们”除了偶然有机会直接同恐怖份子接触作战时发挥绝对优势外（这种机会是不多的），基本处于防不胜防的被动挨打状态。当然，因为国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国家间冲突仍不可避免，因而“常态战争”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样人类将首次置身于两种形式的战争状态下，并开始寻找应付“非常态战争”的手段。

    二、锁定国际基本格局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人们可以发现，9.11事件具有对国际社会的战略格局重新洗牌的作用，传统的国家间的对抗已退居次要地位。对于美国来说，在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一直处于寻找传统对抗性质的敌人的状态中，其中俄国、中国被认为是潜在的对手，小布什上台后曾明确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这是因为：美国出于国内外利益的需要，尤其是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军事结构长期处于“临战状态”，不能摆脱传统惯性所致，就像扭作一团的摔跤手，支撑点的一半依赖被扭住的对手。因此，尽管俄国和中国因内部经济建设而不愿同美国构成对抗关系，但始终被咄咄逼人的美国缠住不放。有意思的是，就在俄国、中国等被纠缠得脱不开身，就在美国极力要去缠别人时，国际恐怖主义冷不丁地主动前来应战，狠狠地一把扭住了美国，迫使美国暂且把传统对抗性质的对手搁置一边，甚至要求合作，而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要注意的是，美国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忘记传统对抗性质的潜在敌人是谁，它甚至准备、也有力量准备同时应付传统对抗性质和非传统对抗性质——国际恐怖主义两方面的挑战。这就是看来要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基本战略格局，也是美国打算长期应付的局面。

    三、“先发制人”辨析

    有人认为：美国已经放弃冷战时代的威慑政策，转向对“先发制人”。笔者以为，美国的先发制人是针对非传统对抗性质——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传统对抗性质的冲突。因为恐怖主义袭击具有飘乎不定、神出鬼没的特点，迫使防御者只能采取主动出击方式。比如古代匈奴人经常袭扰边境，也有类似恐怖主义的来无踪、去无影、飘乎不定的特点，要彻底铲除之，两汉王朝只能采取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同样，“先发制人”最初是出于同恐怖主义作战的战术性考虑，由于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威胁，以致必须在全国范围乃至全球范围进行动员，因此，战术选择上升为战略选择。但对于传统对抗性质的国家，美国仍然会以“威慑政策”为主，说美国已经基本放弃传统的“威慑”，对传统对抗性质的对手和非传统对抗性质的对手——国际恐怖主义一视同仁地改用“先发制人”的政策，这是错判，也不符合事物发生的逻辑。因为在传统对抗性质的冲突中，不存在“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是唯一选择的固定模式。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西点军校的讲话中的原话是：“反恐怖战争不能靠防御来打赢。我们必须向敌人主动出击，挫败他们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前就给予迎头痛击……我们的安全要求全体美国人民要有远见，坚决果断，在必要时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保卫我们的生命，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可见美国的“先发制人”政策是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如果是对所有对手，那是非常愚蠢的，在逻辑上也讲不通。

    四、祸为福倚——美国的机遇

    美国在自以为最强大的时候本土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袭击，其感受到的震惊无疑巨大的，但其中也包含了某种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战略》中也反映了美国想把反国际恐怖主义战争变作一次机遇。以笔者观之，反国际恐怖主义战争对美国有三方面的利益，并且已经从这三个方面受益和继续受益：一是化解或缓和同传统对抗性质对手的矛盾，比如在同俄罗斯的合作互动后，使俄罗斯成功地回归西方。同中国的矛盾也得到暂时的缓解。二是借“反恐战争”顺手牵羊，同传统对抗性质对手的竞争中抢占先机，最典型的是借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之际，在中亚“围棋”角逐中，在别人的势力范围内的要害点上成功的实施了“打入”，完成了将来万一进行传统性质对抗时的牵制性战略部署。三是美国可练就一身新本领，变得更强大。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以前，美国练就的无非是打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本领，笔者称之为“常态战争”，国际恐怖主义战争属于“非常态战争”。“非常态战争”置“常态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军事理论、战略战术于无用之地，这就迫使美国在全世界首先学习应付的本领。打个比方，美国过去练就的是用双拳进行“上三路”攻防的本领，两腿的潜能得不到利用，国际恐怖主义专打“下三路”，迫使美国开发两腿功能。经过长期角逐，美国将变成拳脚并用的“大汉”，国家经济、军事体制变得更加灵活，能够同时应付“常态战争”和“非常态战争”，从而更善于应付多变的国际形势。如此一来，美国比一般其它国家又有了一层优势。

    五、“高峰体验”与美国世界政策中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美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战略》的导言部分声称：“20世纪自由和专制主义之间的大决战以自由之师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美国将利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刻将自由的成果扩大到全球。我们将积极努力，促使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很明显，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在综合国力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有着多重功能，有时它可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行为的有力工具，成为在国际间牟取物质利益时一根结结实实的拐杖，有时会丧失其工具价值而变为国家的终极目标，使国家反过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就是说，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追求精神的目标？并不惜为此而战、战必胜之？笔者以为这些问题可借鉴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某些观点给予解释。国家和个人某些需要是一致的，在满足了国家的生存需要（即马斯洛的个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之后，自然就向“自我实现需要”迈进。自我实现就是使自己成为自己理想的自己。 美国现在处于何种状态？从《战略》来判断，美国处于自我现实层次的“高峰体验”状态。马斯洛是这样描述“高峰体验”的：“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富有责任心，更富有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加感到自身是自己行动和感知的中心。他更加真确地感到自己就是第一推动者，自己决定着自己的一切，而不是被引动的、被决定的、被支配的、无能为力、守株待兔、暮气沉沉的弱者。他感到自己就是自身的主宰，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充分体会到自己的‘自由意志’，他既感到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又感到信心百倍、无坚不摧。” 《战略》的“总纲”中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以反映我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美国独特的国际主义为基础。”因此，“高峰体验”状态下的美国要为“理想”而斗争，自然也会把意识形态放在最重要位置，并作为其世界政策的基础，它不必再像以前追求安全需要时，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手段，使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向策略性做出让步。比如过去美国在第一世界大战中加入有沙皇俄国参加的协约国一方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联手对付德、意、日轴心国，冷战时代同中国联手对付苏联，经常地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妥协。当今天成为“新罗马帝国”、获得安全等一系列保障后，进入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层次时，意识形态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美国过去更偏重为有形的国家物资利益而战，那么今后将更偏重为无形的国家理想而战，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要求更替伊拉克政权的举动，虽缘于反恐，但已强烈反映出这种倾向。

    附带一点，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归属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构成五个递进层梯，现在的情况是，当美国处于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时，国际恐怖主义却抡起大锤砸向生存和安全两个基本层面，这对美国无疑是毁灭性的威胁，必然发生恐惧性震惊的社会效果。所以，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美国陷入了“高峰体验”与生存危机感并存的心理尴尬。美国今后会在这种严重扭曲的心理状态下，做出一些不怎么明智的举动。

    结束语：

    历史上有几种情况会使国家进入好战状态，当人们藐视物质利益，进入狂热的信仰状态时，意识形态便成了国家的终极目标，成了国家的主宰，国家随之进入好战状态；在同外部冲突时，当国家的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和谐一致、不发生冲突时，国家也会变得好战。换言之，当国家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一致时，国家最易进入好战状态。自从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以来，美国显然已“渐入佳境”，从海湾战争到波黑战争、从科索沃到阿富汗，乃至目前一触即发的第二次美伊战争，美国正在进入或加速进入这种好战状态，因为美国在心理上已进入马斯洛理论的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状态，并且自以为是为“正义”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