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毕文波教授《军事思维研究述论》[i]

    摘 要：军事革命已成为当代军事实践乃至人类总体实践活动的主题词。毕文波教授试图深入到军事思维的深层结构，探究“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这一新军事革命的灵魂，揭示军事革命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诸要素的作用机制，从军事事件的内在逻辑中揭示军事革命的本质，凸显军事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毕文波；军事思维；军事思维学；军事革命

    英国人富勒曾站在世界机械化军事革命的潮头大声疾呼：“现在是1920年，我们不要老是回头看1914年。我们的思想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的眼睛应向1930年看，否则就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1］（P446）今天，“时”虽过而“境”未迁，“事”虽变而“理”犹存，富勒的声音依然那样强烈地震撼着21世纪的耳朵。显然，没有站在时代前列的军事思维观念，便不可能推动军事革命的时代巨轮。如何使自己在军事思维观念上站立在时代前列呢？“新军事革命的灵魂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2］这就是我国军事思维学研究对富勒所作出的反思性回应：其寓意就在于我们不仅要响应富勒的呼唤让思想观念走在时代的前面，而且要明确使思想观念走在时代前面的方法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同时，以“新军事革命”的实践丰富“军事思维的观念”，推动“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以“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能动地作用于“新军事革命”，引导“新军事革命”的活动。这便是探究“新军事革命的灵魂”的意义之所在。

    一、军事思维学缘起于新军事革命的萌芽

    我国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军事思维学”这一新的军事学研究领域之际，正值苏联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于1975－1985年间提出军事技术革命(Military Technology Revolution)这一术语之时。［3］两个看似发生在不同地域、彼此毫不相干的事件，实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前者受到“现代军事实践新发展”的启迪而在“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和脑科学”的基础和“学术土壤上”创立“现代科学形态的军事思维学”；［4］后者从新技术在军事领域中引发军事学说、作战概念等军事实践内容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中预感到军事革命的来临。可见，军事实践的革命性转折发展，既使奥加尔科夫元帅获得了对军事革命的直觉领悟；又使我国军事学术界觉察到军事思维变革这一军事革命之最深刻的要素。

    就军事思维学本身而言，作为以其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军事思维学的产生，乃是由于军事思维在发展趋势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军事思维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军事实践的发展与创新通常伴随着军事思维的发展与创新，军事思维呈现这种发展创新变化的深刻原因就在于军事实践正处在革命性的转折发展阶段，使得军事实践中主观认知活动被激变状态中的客观实际赋予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与客观实际的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主客互动作用方式。因此，军事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军事活动家(包括军事理论家)的能动自觉的主观认识活动是创立“军事思维学”和形成“关于军事革命的判断”的直接原因。军事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更为清晰明朗地看到军事思维学的理论与军事革命的活动又在军事实践发展的历史道路上重叠：苏联人关于军事革命的历史直觉在美国人那里变成了率先实施军事革命的行动；中国人则立足本国国情踏上了“跨越式发展”的新军事变革之旅。

    军事思维观念对军事革命具有强大的催化作用，新军事革命直接导源于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事实上，军事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军事思维观念的变革作了这次新军事革命的前导。20世纪70年代，继利得尔·哈特之后，美国约翰·柯林斯于1973年在其《大战略》一书中提出了“大战略”的理论和方法，强调“大战略所寻求的远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5］（P47）反映了限制使用武力的思维倾向；美国汤姆·罗那于1976年在《武器系统与信息战争》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信息战争”的概念；系统的观念和分析方法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军事系统思维推动军事信息化，进而强化了军事思维的信息观念；苏联V.V.德鲁齐宁、D.S.康托罗夫于1972年在《思考·计算·决策》一书中阐述了充分而高效地利用信息资源的“人机”结合的军事决策理论和方法，预见了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及其拓展与优化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功能。［6］（P343）及至80年代，“信息时代的战争”、“信息战”、“信息战斗”、“计算机战”等新术语在美国军事界涌现出来了。与此同时，苏联军事界则提出了“数据战”、“智能战”、“可控战”、“文明战”等新概念。［7］（P9）这些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军事思维观念初见端倪，催生着新的军事革命，并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展开得到了深入的开掘和完善，上升为军事思维学研究乃至整个军事理论研究的主题。

    虽然军事思维方式的转变与军事思维观念的变革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存在，然而这个事实在目前却并没有真正成为现实活动着的人们的头脑中的自觉意识，这种状况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人们对新军事革命的理解和把握方面。虽然军事革命已成为当代军事实践乃至人类总体实践活动的主题词。可是，何谓“军事革命”？人们通常把它当作一个现成的概念，借以指代军事领域内技术构成方面的变化或武器装备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智能化程度，或用以描述“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事形态改造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过程”。应当指出，从经验的视角描绘军事革命的特征的确也为我们理解当代军事实践发展的意义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然而，人们的头脑能否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现象把捉事物的本质已成为当今以军事革命为特征的军事实践活动的关键。为着有力地指导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我们必须对军事革命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更为深刻的历史反思，探索新军事革命的规律，揭示军事革命的本质。这一我们面对当今军事实践发展必须追问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现，正是军事思维学应运而生的实践背景。军事哲学专家毕文波教授开辟了军事思维学这一军事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借以深入到军事思维的深层结构去探索军事革命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诸要素的作用机制，揭示军事革命的内秘本质，使军事革命在军事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中凸显出来。军事思维研究形成了从军事事件内在逻辑中揭示军事革命本质的科学方法，使他得以从当前新军事革命的复杂现象的分析研究和思考中得出了“新军事革命的灵魂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的认识。

    二、军事思维学研究导致对新军事革命实质的深刻领悟

    毕文波教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种全新的世界历史景观自然不能不深深地触动人们的思维领域。”［8］军事思维学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毕文波教授强调要“将目光投向重大的现实军事问题”，通过此类问题的思维学探讨以便对“未来战争”、“和平和安全发展的走向”，“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走向”和“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引起“新的思考”。［9］目标决定任务，于是，科学地定位“军事思维”在军事实践中的地位，探究军事思维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对军事实践的作用，便成为军事思维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从这样的目标和任务来看，我们便不难理解毕文波教授如何经由军事思维学研究作出了“新军事革命的灵魂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这一重要论断。

    经由这种关于“新军事革命的灵魂”的认识，毕文波教授领悟到新军事革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他看来，“新军事革命是由于冷战时期极端化、绝对化的热核战争理念内在矛盾无法克服而寻求的新出路，其实质在于通过军事信息化，谋求军事打击的精确化和战争的可控化、有限化。它在冷战后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下，为避免大规模战争提供了可能，同时又是有的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新的军事工具。”（着重号系引者所加）［2］透过这个结论，我们可以领略到关于这一军事革命实质的由来及其实践背景。战争这个长期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怪物，它以自己的暴烈性无数次让人类文明的成果毁于旦夕之间，迫使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文明和生活的家园。战争曾给人类留下了无数惨痛的记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将自己的破坏性和惨烈性推向了极至。人们痛定思痛，思索和探究如何控制战争这个来源于人类生活和历史活动本身的“恶魔”。应当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尽管仍属于机械化战争范畴，却也得以被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这里固然有技术进步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人类文明进步在限制战争范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有了这种限制，才使得战争的发动者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不至于使战争任意扩大范围。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在不断地为战争控制提供必要的手段和条件。在当代，我们已经看到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确实为新军事革命提供了物质手段。毕文波教授对新军事革命的实质的分析批判并未止步于此。他认为，战争的破坏性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文明化”的战争。因为“精确打击”的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战争的惨烈程度。尽管“杀人”和“毁物”的手段“精确化”了，但战争照样能够残酷地做到“一个一个地将人杀死”、“一座一座地将建筑物摧毁”，这与大规模的屠杀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相反，开动战争机器的战争狂人却能在这种“文明”的幌子下得以最大限度地逃避人类的责难，因而敢于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动杀人毁物的战争机器。当然，努力把战争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在人类还无法消灭战争的历史条件下，“精确化”打击军事目标毕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伤及无辜，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的惨烈程度和破坏性。

    此外，从毕文波教授关于“新军事革命的灵魂”的论断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反映在这个论断中的军事思维与军事实践的逻辑关系，进而获得认识对新军事革命本质性意义的方法：

    “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揭示了军事革命发生的标志。因为“思维观念的变革”所体现的是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反映的是实践主体在从事军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动自觉状态。这说明军事革命的发生是以军事实践主体自觉意识的转变为标志的。“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还揭示了军事革命发生的过程。没有观念的变革，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转变。事实上，当客观事物的发展已经把我们带到转变的“十”字路口时，假如我们依然麻木不仁、浑然不觉，那也不可能有革命的发生。革命的发生依赖于实践主体作出正确的主观判断。历史上，由于拿破仑没有意识到蒸汽机这种技术革命的军事意义，轻率地拒绝了富兰克林把军舰的甲板由木头改为钢铁的建议，结果痛失海军改革的历史机遇。二战初期，德军虽然开了坦克闪击战的先河，但军事统帅部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新型武器对战争的革命性作用，结果大陆军的思想使他们怀疑并限制了坦克的作用，因而在苏德战争中曾一再延误战机。法西斯战争失败固然有其非正义性的深刻根源，但也不能说没有军事思维层面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认识军事思维运动的相对独立性。“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体现了军事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那种内在于其军事思维自身的历史逻辑。实践主体的能动意识使军事思维观念穿透变化着的物性层面的外在表象，把技术整合成军事实践的目标，让器物超越自身而成为军事革命的元素，进而超越技术和器物而在历史的层面上把军事实践导向军事革命的纵深。

    三、军事思维学从存在论意义上探究新军事革命的意义

    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军事革命吗？这曾经是一个疑问。毕文波教授认为，军事革命实质上是一个新概念。[ii]以往的军事理论家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严格的概念来对待。真正把它当作一个科学概念来对待的是这次军事革命。这是因为当代新军事革命尽管早已拉开了序幕，但人们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今天是否在发生军事革命表示怀疑。这种疑惑证明人们还从来没有触及和探讨过军事革命的问题，因而对军事革命现象的发生缺乏科学判断所应有的心理准备和对促成这一革命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军事思维学研究的兴起固然有其军事实践发展的内在动因，然而军事思维学本身所蕴涵的反思功能使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在历史的比较中，一方面逐步确认了当下军事实践的“军事革命”意义；另一方面以反思历史的方式仔细地查审辨别人类军事实践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即军事革命)，从而获得关于“军事革命”的更为丰富的内涵。由于军事思维学是以军事思维为对象(或反思军事思维)的科学，它所追问的是军事思维的存在形态，即：“军事思维是……”。这样，军事思维学作为一种探究存在的方法，必然以它自己的方法构造它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于是，“军事革命”的问题便在军事思维学的方法中以“军事革命是……”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这里，毕文波教授进行军事思维学探究对于军事科学认识的革命性意义便清晰地体现出来了。这种革命性的意义就在于：

    其一，军事革命是自为的存在而不是纯客体的自然演化。军事革命是人的选择性、能动性、自主性的实践活动，故不能仅仅理解为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出现，也不能理解为所谓“客观物质运动”。先进的武器装备只是纳入军事实践活动中的军事革命的因素，“客观物质运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运动。当前学界把军事革命机械地理解为“客观物质运动”的现象不仅不能充分地反映人在军事革命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容易误导人们对军事革命的认识，使人们把注意力狭隘地局限在武器装备的研制开发方面。我们说军事革命具有“客观物质运动”的内容，但我们不能把军事革命的客观实在性等同于“客观物质运动”，因为客观实在性除了“客观物质运动”的属性外，还包括人们在军事革命活动中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包括人们在军事革命过程中与实际相符合的思想状况。而且所谓的“客观的物质运动”总是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离开了主体的参与和作用，就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纳入到人们认识和实践领域的“客观的物质运动”。在军事革命的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置身于“客观的物质运动”与主体价值选择的目的性活动的坐标系上，使得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始终处于互动作用不断发生的运动过程之中。于是，“客观的物质运动”一当纳入实践主体活动的视域便在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消解为主体性价值选择的目的性活动。

    其二，军事革命在“军事思维是……”的方式中是以“军事革命是……”的形态呈现出来的。这就是说，“军事革命是……”表明，我们决不能把当下正在进行着的军事革命简单化、直观化地理解为单一的“时间”尺度中的状态，亦即军事革命不仅仅只代表“现在时态”，而且是“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的重叠。毕文波教授指出“新军事革命的前瞻思维”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军事实践现实矛盾的科学分析”，二是“试验和预练性质的实践”，三是“人类军事革命的历史反思”。［8］这一观点揭示了在军事革命的活动中蕴涵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态，表明军事革命实质上既是整合“过去”，又是展开“现在”，也是预演“未来”。而且，“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是静态的、固定的时间点，而是认识和存在的三重不同的维度。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在人的主观体验中会让人觉得有多种不同的相对存在状态：它们要么彼此分离，要么相互衔接，要么彼此重叠，要么“分离”、“衔接”和“重叠”并存。于是，实践主体的领悟和理解使得自己总是处于一种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对分离的时态存在状态之中。这就是之所以每当历史上出现军事实践的转折发展时，人们常常看不到发展的趋势和前途，迷失于既往经验罗织的时空，以致痛失革命的历史机遇。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张召忠先生说得好：“今天如果不生活在未来，那么，明天，你将生活在过去。”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时间往往因这种经验的、直观的思维方式而遭到以“今天”与“明天”、“过去”与“未来”为截然界分的机械分割，其结果是使人们不能把握人类生活时态的真实内涵。事实上，不论我们自觉与否，我们实际上就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态重叠的时态结构之中，之所以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是由于经验和直观引起的假象导致了我们产生错觉，正是这种错觉常常使我们偏离我们真实的生活时态存在状态，迷失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

    其三，军事思维学研究军事思维之为军事思维的意义，这种方法引导我们追问军事革命之为军事革命的意义。因此，军事思维学从根本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关于方法的学问。那么，在军事思维学框架下形成的“军事革命是……”到底给我们启示了什么样的方法论意义呢？毕文波教授曾同他指导的博士生们专门讨论过军事方法学问题，他说：“在宇宙中，只有人才有方法，只有人作为主体，在与客观发生关系时，在这种关系中才有方法。”那么人与军事革命有什么关系呢？一方面，军事革命是人的活动，军事革命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人使军事革命得以发生，人在作用于军事革命。这样一来，人便不仅陷于军事革命活动之中而以他的活动表现和实施军事革命，而且由于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明：人使军事革命得以发生也意味着人是在从事多种活动的情况下从事着军事革命，军事革命与人的多种活动同为人的活动说明军事革命存在于人的历史活动的总体之中，这也说明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历史性的活动作用和造就军事革命，同时人还可以自觉地认识这种对军事革命的“作用和造就”。正如“历史主体的架构”并非意味着“主体对这种架构的自觉认识”［10］（P21）毕文波教授试图从“思维”的领域把握军事革命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意义，从而超越感性经验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明确的推断：军事革命是自为的历史性活动。

    由军事思维学所构成的对军事革命的存在论意义的理解，不禁又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瞻顾军事思维学本身，反躯自问：军事思维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我们常常会对军事思维学研究目前所做的工作作一番见仁见智的评判，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在关注这个领域。

    参考文献：
［1］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毕文波．军事思维研究述论(上)［J］．军事历史研究，2003，（4）．
［3］王  稚．美国新军事革命和转型评论．http://www.china.org.cn/pub/wml.txt/2003-08.
［4］毕文波．军事思维学论纲(修订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5］［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
［6］［苏］V．V．德鲁齐宁、D．S．康托罗夫．思考·计算·决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
［7］王保存．世界新军事革命［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8］毕文波．关于军事革命的历史反思［J］．中国军事科学，2002，（2）．
［9］毕文波．军事思维研究述论(下)［J］．军事历史研究，2004，（1）．
［10］张　雄．历史转折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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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此文分上下两篇分别刊载于《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和2004年第1期，毕文波教授撰写此文旨在总结展望这门学科20年的发展。毕文波教授于1985年开始从事军事思维学研究，1988年出版这一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军事思维学论纲》（与人合著）。这项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产生了一系列相关成果。近来，他在回顾展望本学科发展前景的同时，又以军事思维学研究为基础对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进行个案研究，研究成果详见《论中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此文分上下两篇刊载于《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和第3期）。
  作者简介：商景龙(1963－　　)，男，湖北武汉人，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博士生；邮编：210003。
[ii] 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人类通过自觉行动实施的军事革命，而是说以往人们没有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探究过军事革命的意义。正因为没有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探究过军事革命，所以人们在过去并不真正了解军事革命的意义，即不了解当下的军事革命对未来历史的影响，以及如何判断新军事革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