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	转换性	自身调整性
共时性     历时性	分析的基本单位 单位之间的关系	结构与环境的关系 特定时空中单位之间的互动 结构起源的原因	结构内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单位与结构外的关系的不同

信息/刺激                信息加工    判断、决策  政治行为  接受 编码                 历史类比 选择性       记忆  提取           政治图式       类比思维        可用性 表征   图表来源：作者自撰。   　　（政治）图式的类比思维，或者说个体运用类比思维的心理动力为：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由简化的知识和重复的经验组成。当个体接受新的信息时，往往将信息纳入到既有的联合模式(Cohesive Pattern)之中，既存的知识结构对新信息起着整合的作用。换言之，图式会检验新信息和刺激与既有的认知结构与归类是否相符。这种类比思维使个体往往将新的信息置于原有的知识与经验所建构的模版之中。[39]这也是图式所具有的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功能。图式具有社会分类的功能，所以图式中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抽象的知识，而不是对具体客观对象的表征。   　　上文所述的图式及其类比思维的政治相关性或政治意义是什么呢？图式的类比思维与表征功能能够影响政治决策与政治行为，这在政治实践中的反映即为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政治决策者进行安全决策时，对于所接受的政治信息与刺激的判断经由决策者的政治图式的过滤与制约。决策者的政治图式的类比思维特性，将政治实践中的新的信息或刺激与原有的知识结构比较，从而进行社会归类。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政治行为受外在的政治环境的限制，在具体的国家政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政治图式所具有的表征类比功能并非如实验室研究中如此普遍。[40]外交决策分析中关于历史类比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41]，但对于类比心理机制的分析架构中，政治图式的作用并未受到普遍重视，并且存在不少误解。   　　类比思维的形式化表述为：“AX:BX::AY:BY”。具体言之，如果事件A与事件B二者都具有X的属性，同时A又具备Y的属性，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B也具有Y的属性。这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推论。以最为经典的“慕尼黑类比”为例，历史类比的基本逻辑如下：在慕尼黑的绥靖(Appeasement)政策是因西方国家的绥靖态度造成，在越南的绥靖政策是西方国家的绥靖态度而成；慕尼黑的绥靖政策导致了一场世界大战，因此在越南的绥靖政策也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42]决策过程中，类比具有系列的分析判断功能，具体为：第一，有助于对决策者所面临环境的判断；第二，有助于评估风险；第三，提供“政策处方”；第四，预测成功的机会与可能性；第五，对他们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评估；第六，预防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43]类比作用的逻辑路径为理论导向，或者说是自上而下的路径，其原因在于历史类比发挥作用的基础为政治图式的影响。历史类比的出现或唤醒，主要取决于两种认知机制：可用性与表征。可用性是指行为体对事件可能性的判断，取决于他毫不费力所能回忆起的相似实例。这也决定了最新发生的事情，最能够被回忆起。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历史类比实例中，这一点得到明显的体现。如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中，以及艾森豪威尔在印度尼西亚危机中错误估计了中国领导人的操作码和中国的力量和能力，而随后肯尼迪政府在老挝危机中由于吸取了前两任政府的历史教训，采取了正确的战略行动。[44]表征是指一种概率的判断，具体为人们对一种信息或刺激与社会类别的相似性的判断，即这一信息或刺激是否属于这种特定的类别[45]。图式与态度、归因的区别之一在于后者并不强调表征的作用。我们认为，表征是图式功能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之一。表征对新接受的信息与刺激的社会类别做出概率归属判断，这是政治图式归类作用的基础。   　　外交政策分析领域，关于图式理论与历史类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如前文所述，心理学关于图式理论的研究表明，图式与类比思维是一种属性关系，即类比思维是图式认知结构的功能属性。从这个意义而言，图式比类比思维更为抽象，而类比思维则涉及到具体事物之间相似性与概率的判断。“一种图式与一种类比的区别在于，类比是明确的和具体的，而图式则是抽象的和一般的。”[46]这也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区别，即结构为抽象的，功能则为具体的。1950年，当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宣言：“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强者攻击弱者之事”，他进一步说道：“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些早先的事例吧——满洲、埃塞俄比亚、奥地利。”一般认为，杜鲁门总统的第一句话是一种图式，第二句话则是一种类比，亦即抽象与具体之别。上述区分具有合理之处，但并未分别出图式与类比二者的实质关系。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的图式为“强者攻击弱者”的认知/知识结构，这是一种抽象的知识组合；而历史类比则表现为社会归类的功能，即将朝鲜战争双方的行为归类为已有的知识结构类型。   　　2．认知结构的国际政治相关性Ⅱ：理论比较分析   　　信念体系分析的核心议题为：信念体系的特性为何？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封闭性的，还是开放性的？个体的信念体系如何影响知觉(Perception)以及政治行为？信念体系的概念在解释国家政治行为变化时的有效性如何？等等[47]。具体而言，信念体系的应用细化为以下几个自变量，即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和认知图(Cognitive Map)等。操作码研究的内容在于揭示领导人对于政治生活的根本认识与态度[48]，而认知图研究则运用图示方式，梳理领导人决策过程中的正负因果关系与过程[49]。从概念到方法论问题，信念体系的研究面临系列有待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把信念体系的研究归为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研究的第一代理论T1，那么关于政治图式的研究为第二代理论T2。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研究的理论演进，即从T1®T2的发展，其主要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二战后，由于“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的影响，心理学元理论视角由行为主义(Behaviorism)转变为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其中，认知心理学的分析范式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变化之一为由认知相符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由此，认知主体也从“一致寻求者(Consistency Seeker)”转化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建立在信息加工基础之上的图式理论研究已成为当今心理学学界理论研究的主流（当然，信息加工与联结主义是认知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取向不同）。“的确，几乎所有的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家都日渐清楚地认识到，图式的建构已成为心理学理论的基石。”[50]此外，三种心理学领域已经将图式作为他们的核心解释概念或变量：认知心理学家研究概念的形成与记忆，人工智能学者和认知心理学家试图制造出能够理解语言能力的机器，而社会心理学家则研究“无意识”与日常社会互动。[51]   　　第二，我们认为，图式理论研究对信念体系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对认知结构的功能的理解与解释不同。具体言之，信念体系研究的对象为认知结构的内容，如操作码、意象等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不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认知内容；而图式理论的研究对象为认知过程，即图式如何作用于领导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信念体系研究在于寻求认知的一致性，图式理论的功能机制则为影响信息加工过程。信念体系研究的心理学理论基础在于认知相符理论，而图式理论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为信息加工理论或社会认知理论。信念体系研究的心理动力为动机取向，因为行为体的认知动机在于寻求认知一致性，而图式理论的心理动力则为信息加工取向。总体而言，图式理论研究与信念体系理论研究的区别并不在于认知结构的基本成分或功能单位，而在于对认知结构的功能的不同研究取向。正如美国政治心理学家德博拉·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指出，图式解释的有效性根源于人类内在的认知局限，图式理论研究关注的是人类短期记忆局限下知识是如何组织和使用；而信念体系研究并不关注知识是如何结构化的、并且在记忆中如何排序，而只关注信念的稳定与变化。[52]其实，这两种认知结构研究的演进也反映了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从认知平衡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的过渡。因此，从认知结构内容上说，信念体系研究与图式理论研究差别不大，这也是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研究中二者使用混乱的缘由。在两种认知结构理论中，知识实体的组织原则都是等级制的，即不同知识实体的地位不同，处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实体具有不可变性（难以发生变化）。但两种理论研究的路径不同，一种为强调保持认知结构平衡的动力，一种为强调认知结构的信息加工功能。[53]除此之外，对于结构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述两种认知结构理论的观点不一，如信念体系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图式却与意识形态是异质的关系。[54]   　　第三，比较而言，在国内政治分析层面，图式理论比信念体系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图式理论对政治心理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为理解公共舆论和政治行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因为图式理论比信念体系能更有效地理解和解释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和政治行为[55]。除此之外，在外交政策分析领域，图式理论的理论解释力强于信念体系理论。德博拉·拉森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56]，她指出这两种理论都是分析外交决策者的信息加工模型（其实，信念体系的分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加工/认知过程分析，这也是与图式理论的区别所在），但不同的学者对此偏好不一。心理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图式理论，而政治科学家一般使用信念体系。与信念体系理论相比，图式理论的概括简约程度更高，而且更接近于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在研究信息加工、记忆以及决策者时，图式理论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基于此，对图式理论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在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架构一座研究认知结构的桥梁。在理论运用范围、理论本身的逻辑精练程度、以及解释力等方面，图式理论具有明显优势。如图式理论在理论导向和事实导向的信息加工效应(Effects)上都能提高精确性，此外，于认知结构的变化而言，图式理论能够提供更为具体可行的预测。这也表明，仅仅进行认知内容（信念体系）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信息加工过程与变化（图式理论）。信念体系和图式两种认知结构的基本成分相差无几，但是两种认知结构理论的功能分析却大相径庭（具体比较见表2）。这反映了当代心理学元理论理论演进的路径和趋势。鉴于以上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分析图式理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应用，可以彰显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理论的一般特性与问题。   表2 国际政治中的两种认知结构研究比较   比较单位 信念体系 图式理论 结构比较           功能比较         比较总结 分析的基本单位 单位之间的关系 结构内部的关系 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构与环境的关系 结构起源的原因 研究内容 功能机制 心理动力 中间变量 理论基础 政治解释力 认知/知识实体 单位相似，中心-外围/竞争关系 结构内为等级制 不同结构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 环境影响结构的稳定与变化 建构论、知识/经验的不断重复 认知内容 影响知觉 动机导向 寻求一致 认知相符理论 稍弱 认知/知识实体 单位相似，中心-外围/竞争关系 结构内为等级制 不同结构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 环境影响结构的稳定与变化 建构论、知识/经验的不断重复 认知过程 影响信息加工 信息加工/情绪导向 社会归类 信息加工理论 稍强 图表来源：作者自撰。   四、小结   　　有效减少理论研究传统中的概念问题和反常，这是科学研究进步的标准之一。现今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研究，甚至是社会科学结构研究，对于结构的基本概念界定以及结构作用的机制等问题，仍是各执一端。由此表明，关于结构理论的研究仍处于前科学阶段，学术研究共同体对于基本的概念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有效地解决概念问题的争端，是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科学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   　　有鉴于此，本文在批判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全面的结构概念框架，以此作为评判国际关系结构研究的基本标准。运用这一结构概念框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微观个体层次的结构理论，并在比较理论的框架下，对信念体系与图式理论两种认知结构理论进行了理论比较。实际上，美国政治心理学界对于信念体系和图式理论的异同，仍存在认识分歧，鲜有学者对二者进行系统的理论比较分析，更多的是不加区别地使用。然而，我们通过梳理认知结构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逻辑后，发现图式理论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为信息加工理论，而信念体系研究的心理学理论基础更多为认知平衡/相符理论。基于对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的考察：二战后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进展之一为由认知相符理论到社会认知/信息加工理论，我们认为两种认知结构研究的理论演进符合当代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如果从层次分析来说，认知结构理论或许不能成为华尔兹所说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但是，如果从属性分析来说，认知结构具有国际政治相关性。如此，认知结构理论可以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结构理论。   　　基于上述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图式理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但如前文所述，国际政治层次的图式理论研究尚未产生大量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所以，关于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的进一步研究，仍需处理好以下基本问题。首先，关于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问题。[57]现有研究往往是将图式直接从心理学理论谱系中直接借鉴及运用，但尚未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由此导致了将图式与态度、意象(Images)、公众舆论等相关概念混淆使用，并未严格分清不同概念的边界。而且，关于如何操作化与度量问题，在政治科学学界尚未取得共识。[58]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经验研究工作的开展。笔者认为，应借鉴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图式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指标，同时综合考虑政治情境中的特殊性。此外，应在信息加工的背景中运用政治图式理论。关于概念界定问题，笔者在本文中的结构概念化工作试图提供这样一种努力。其次，关于研究取向问题。一般认为，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其实就是应用心理学理论进行国际政治/外交政策分析。笔者遵循这一主流认识，因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为认知结构和信息加工研究提供或发展一般意义的模型。但是，应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的动机应该是更有效地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而不是简单的应用特定的心理学理论。[59]因此，关于认知结构的发生学以及个体如何处理政治信息等基础性研究仍不可少，这也是本文详细探讨结构以及认知结构的基本理论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细致讨论个体心理因素的国际政治相关性。第三，关于认知结构的变化发展问题。认知结构/政治图式发生学研究，其生物学基础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社会学基础则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情绪/情感(Emotion)与认知的关系及其对政治世界的影响，已成为2000年以来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点[60]。所以，情绪/情感对认知结构的影响及其政治后果应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61]最后，就政治心理学的应用问题领域而言，目前仍局限于安全研究问题范围。关于是否应拓展心理学理论解释与应用的问题领域，政治心理学界已有部分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且强烈的呼声。笔者认为，今后一个有趣且具有挑战性的发展方向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系统探讨认知结构及其他认知心理因素的地位与作用。[62]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展，需要系统重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性假定，即分析从传统的理性假定到有限理性假定的转变，以及1990年代以来关于情绪之于理性的积极意义的讨论。     * 本文撰写过程中，张清敏、周方银、薛力、蒲晓宇、田野、杨广、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保罗·科维特(Paul Kowert)以及匿名审稿人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与批评，特此致谢。但本文文责由作者自负。   [①] Neil J. Smelser, “Social Structure”,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 Park,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8, p.103. [②] [法] 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衰与评述，请参阅：[英] 约翰·斯特罗克编，渠东等译：《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瑞士] 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版。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Chapter 4: Political Structure, pp.100-101. [④] 这些批评集中于：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罗伯特·O. 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 [⑥] “施动者-结构”问题与“层次分析法”(Levels of Analysis)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最为经典的两种范畴，也是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与精细化的重要力量。关于“行动者-结构”问题的经典文本，请参阅：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Summer 1987, pp. 335-370.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3, No.3, Summer 1989, pp. 441-473. W. Garlsnaes,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6, No.3, 1992, pp.245-270. Gil Friedman and Harvey Starrl,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Ontology to Empirical Inqui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⑦] 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的逻辑基础为归纳和演绎的区别，笔者认为，对于结构概念问题的研究，比较理想的途径是遵循理论导向/自上而下的演绎论证逻辑。但从现实研究来说，既有的结构定义都来源于对经验事实的归纳与总结，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定义、皮亚杰对结构的经典定义等。由此，我们认为进行系统的结构概念化工作不可避免要运用归纳法，但如果我们从“大样本归纳”出结构定义，则可以减少归纳法所带来的不当。 [⑧] [瑞士] 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 [⑨] Neil J. Smelser, “Social Structure”,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pp.104-105. [⑩] Judith A. Howard, “A Social Cognitive Concep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i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57, No.3, Special Issue: Conceptualizing Structure in Social Psychology, Sep., 1994, pp.218-220. [11] 关系是基本的分析单位之间排列组合的方式、规则的集合。金刚石和石墨的基本单位/元素相同，但基本单位之间排列组合的方式即结构不同，从而导致二者物理特性（如硬度）的不同。当然，本文并未否定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建构中对结构定义的杰出贡献，相反，笔者所提供的结构概念化框架与华尔兹的结构定义并不矛盾，而是发展了他的定义，试图建构一种更为完整和系统的框架。 [12] Neil J. Smelser, “Social Structure”,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pp.104-106. [13] 这是在个体与单元国家层次建构的结构理论。我无意否认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政治结构的看法。但是，我所做出的区分，或许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国际政治结构的认识。体系结构理论是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个体结构理论则更多的是解释国际政治行为。如果按照华尔兹的划分，个体结构理论更倾向于为一种对外政策理论。 [14] 这也是布赞关于层次属性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把层次看作是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进程以及互动能力这几个因素。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Dolity Press, 1995, pp.198-216. [15] 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元，是否具有一些心理属性，如国家是否具有认知、理性、意图以及信念等，这存在分歧意见。如果我们将国家类比于个体，那么国家则具有个体的心理属性（当然这种层次的转移需要十分严密的论证，以及做出系列假定）。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类比为群体关系，那么国家作为群体成员也是具有群体心理属性的。温特曾经详细论述作为个人的国家，参阅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2, 2004, pp.289-316. [16] 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结构中“单元”与“受体”的区分。在华尔兹结构观中，结构是以单元之间能力的分配而定义。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结构是由单元属性（能力、观念与知识等）的分配/组合而定义，但结构的受体却是单位国家或个体，而不是国家或个体属性。如认知结构的基本单元为知识，而受体却是个体。正如蒲晓宇所指出的，体系结构理论可能会指出，认知结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结构，而是个体单元的属性。其实，体系理论的这种批评混淆了认知结构的组成，亦即知识的排列组合成了结构，而并非知识本身就是结构。 [17] 西方学界一般将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归类为国际关系结构理论谱系，关于这几种结构理论的比较分析与评估，请参阅：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ople’s Pow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0, pp.56-94. Stephan Haggard, “Structuralism and Its Critics: Recent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 eds.,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03-437. [18] 鉴于这种研究目的，本文并未详细讨论社会结构对个体认知结构的影响。关于社会结构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请参阅：James S. House & Jeylan Mortimer,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dividual: Emerging Them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53, No.2, Special Issu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dividual, Jun., 1990, pp.71-80. [19] 参见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7-18页；薛力：《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的考察——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30-41页。 [20]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355-357. [21] [瑞士] 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第68页。一般意义而言，结构决定论很难普遍成立，如“社会学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是人在结构中的地位影响人的行为……在18至19世纪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在德国和法国都出现过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虽然他们的结构位置相同，但是他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所谓结构导致人们的行为这个论断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道理，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参阅：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22] 社会认知理论是介于认知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因此，社会认知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人的认知心理。David F. Barone, James E. Maddux, and C.R. Snyder, Social Cognitive Psychology: History and Current Domain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What's Social about Social Cognition? : Research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in Small Group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23] 皮亚杰认为，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同化和调节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参阅：[瑞士] 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版。[瑞士] 皮亚杰著，尚新建等译：《生物学与认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4] Jerel A. Rosati, “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No.3, Autumn 2000, p.64. [25] Neil J. Smelser, “Social Structure”,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p.104. [26] [瑞士] 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第42-47页。 [27] [瑞士] 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第96-106页。 [28] Shanto Lyengar and Victor Ottati,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Robert S. Wyer, Jr. & Thomas K. S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Volume 2: Applications,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s, Inc., 1994, p.146. [29] 关于图式概念的发展历史，请参阅：Sandra P. Marshall, Schemas in Problem Solv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36. [英] 弗雷德里克·C. 巴特莱特著，黎炜译：《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瑞士] 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瑞士] 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 [30] Robert Axelrod, “Schema Theory: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7, No.4, Dec., 1973, p.1248. [31]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w-Hill, Inc., 1991, p.98. 图式可分为他人图式(Person Schema)、自我图式(Self-schema)、角色图式(Role Schema)、事件图式或剧本(Event Schemas or Scripts)、自由内容图式(Content-free Schemas)，具体定义与分析参阅：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pp.117-121. [32] Sandra P. Marshall, Schemas in Problem Solving, pp.39-42. [33]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 Stanley Feldman, “How People Organize the Political World: A Schematic Model”,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8, No.1, Feb., 1984, p.97. [34] 认知神经科学主要研究认知发展及其过程的生物学与医学基础，关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基本概况与研究议题，请参阅：罗跃嘉主编：《认知神经科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 Sandra P. Marshall, Schemas in Problem Solving, pp.37-62. [36]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pp.121-139. [37] 乐国安、李绍洪：《心理定势发生机制的模型建构》，载《心理学探新》，2006年第2期，第5页。 [38] 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7. [39] Sandra P. Marshall, Schemas in Problem Solving, pp.55-56. [40] Robert Jervis, “Representativeness in Foreign Policy Judgment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7, No.3, 1986, pp.483-505. 认知心理学领域关于表征的研究，请参阅：Daniel Kehneman & Amos Tversky,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3, 1972, pp.430-454. Amos Tversky & Daniel Kehneman, “Judgments of and by Representativeness”, Daniel Kahneman, Paul Slovic, Amos 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84-98. [41]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ck S.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 Spring 1994, pp.279-312. Yaacov Y. I. Vertzberger,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ers as Practical-Intuitive Historians: Applied History and Its Shortcoming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2, Jun. 1986, pp.223-247. Michael C. Desch, “The Myth of Abandonment: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Holocaust Analogy”, in Security Studies, Vol.15, No.1, January-March 2006, pp.106-145. [42]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7. [43] Ibid., p.10. [44] David M. Lampton, “The U.S. Image of Peking in Three International Crises”,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6, No.1, 1973, pp.28-49. [45] Amos Tversky & Daniel Ke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Science, New Series, Vol.185, No.4157, Sep. 27, 1974, pp.1124-1131. [46]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26. [47] Steve Smith, “Belief System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ichard Little and Steve Smith eds., 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pp.11-36. [48]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 1969, pp.190-222. Stephen G. Walker,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1, No.2, June 1990, pp.403-418. Stephe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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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eborah Welch Larson, “The Role of Belief Systems and Schema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21. [55]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 Stanley Feldman, “Where is the Schema? Critiqu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4, Dec., 1991, p.1368. [56] Deborah Welch Larson, “The Role of Belief Systems and Schema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111-112. [57] Richard R. Lau & David O. Sears, “Social Cognition and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n Richard R. Lau & David O. Sears,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19th Annual Carnegie Symposium on Cognition,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86, p.361. 关于概念问题，即使西方学者也存在不少混淆使用的情况，相关分析参阅：James H. Kuklinski, Robert C. Luskin, John Bolland, “Where is the Schema? Going Beyond the ‘S’ Word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4, Dec., 1991, pp.1341-1356. Milton Lodge; Kathleen M. Mcgraw;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Stanley Feldman; Arthur H. Miller, “Where is the Schema? Critiqu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4, Dec., 1991, pp.1357-1380. [58] 关于信念体系与政治图式的度量问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已有不少努力与成果，总体的趋势为定量方法的运用与操作。具体可参阅：Pamela Johnston Conover & Stanley Feldman, “How People Organize the Political World: A Schematic Model”. John M. Boll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gnition: A New Approach to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in Political Behavior, Vol.7, No.3, 1985, pp.248-265. Stephen G. Walker, Marker Schafer, Michael D. Young, “Systematic Procedures fo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Measuring and Modeling Jimmy Carter’s Operational Cod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1, Mar., 1998, pp.175-189. Huiyun Feng,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Mao Zedong: Defensive or Offensive Realist”, in Security Studies, Vol.14, No.4, Oct.-Dec., 2005, pp.637-662. [59]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 Stanley Feldman, “Where is the Schema? Critiques”, p.1368. [60] 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2000, pp.221-250. Neta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2000, pp.116-156.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Robert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p.691-706.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9, No.3, 2006, pp.288-303. Andrew A. G. Ross, “Coming in from the Cold: Constructivism and Emotion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2, 2006, pp.197-222. [61] 云丰空(Yuen Foong Khong)对战争类比机制的探讨中并未涉及情绪作用的分析。关于情绪对认知结构影响的最新著作为：Stephen Peter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2] 感谢科维特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指出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已有部分作品应用心理学路径的分析，以及有学者提出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心理学两个领域的研究。相关文献请参阅：John S. Odell, U.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rkets, Power, and Ideas as Source of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eter Hall 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ul Kowert, Groupthink or Deadlock: When do Leaders Learn from their Adviso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Deborah Kay Elm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Diego, California, March 23-25, 2006. Mark Schafer and Stephen G. Walker eds., Beliefs and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本文已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文章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完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