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地方去，更好地发挥自己才能，“不以官大，而以事成”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在现在的日本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

 

　　“我要把神奈川县打造成日本第一县！我要实行神奈川维新！”四年前，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松沢成文辞去议员职务，回到老家神奈川竞选地方县长，喊出这个口号，并高票当选。松沢可以算是日本知名的政治家，今年虽仅49岁，但已3次当选过日本国会众议员，而神奈川县是日本一个普通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松沢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放着永田町（日本政治中心、国会所在地）的似锦前程不走，甘愿回地方？用松沢自己的话说，“永田町系统太庞大，船大掉头难，我也有劲没处使。到了地方，能做的更多。”

 

　　今天，像松沢一样主动走出永田町，回到地方锐意改革的日本政治家还有许多。国际上有不少人担心日本正因为富足、平稳而失去活力、激情，笔者并不认同。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些主动扎根地方进行改革的政治家身上，看到了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活力和希望。

 

 

　　两个月前的一个台风天气，松沢和北海道惠庭市市长中岛兴世、秋田县知事寺田典城等知名地方改革家，做客日本某知名私立大学，畅谈各自的地方改革。虽然这只是大学举办的演讲会，却吸引了NHK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的关注，刮起了一股报道地方改革的旋风。当时笔者在场，亲身领略到松沢等几位政治家对地方改革的激情。

 

　　因为长期在日本国会从政，松沢深知各种国家政策贯彻之难，以及中央政府冗杂的问题。因此，他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把每一个政策都具体化。比如，他制定了经济再生、保护环境等6大方面、37项改革措施。其中11项条例都是日本全国首创或在全国最先进。为了防止官官相护和腐败，他提交议案禁止地方知事连任超过三届，今年终于获得县议会的通过，成为全日本第一个禁止地方知事参加多次选举的条例。目前，日本总务省和其他政党正在讨论借鉴神奈川的决议，修改相关法律。如今，松沢“想借神奈川来改变整个日本”的豪言正在初步变成现实。神奈川的一些改革，已经成为推动日本改革的动力。神奈川模式正在影响日本。

 

　　除了发展地方经济、保护环境外，松沢还积极开拓神奈川的世界品牌。在东京羽田机场改造项目上，他就提出了完善神奈川与羽田机场的道路设施，让国际化了的羽田机场带动神奈川的经济发展。这么多改革措施，神奈川百姓怎么看？第二次竞选知事时，200万神奈川选民把票投给了松沢（第一次竞选时是100万左右）。笔者的一位曾在神奈川住过8年的朋友现在就职于东京，但仍然不愿离开神奈川，因为“这几年的改革让神奈川变得更适合居住”。

 

　　分析松沢的成功之处，其拥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视野，又有长期致力地方建设的抱负，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日本最近几年慢慢摆脱上世纪末的低迷状态，实在是与这批有活力、扎根于地方甚至乡村的政治家有关。

 

 

　　神奈川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国家的活力往往来源于地方的活力，整体改革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局部改革的突破。开发地方活力，推动地方改革，需要有一批既有闯劲且工作踏实的改革家；需要有一批既有国家和国际眼光，又熟知地方情况的政治家。这些人能够首先把地方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是一心想着向上攀，而是脚踏实地向下看———针对地方具体情况制定可行性较强、大胆创新的改革方略，并努力推动。

 

　　推动地方改革，还需要改变人们对“当官从政”的传统思路。在日本，人们对官员位阶大小的概念，越来越不以是否在京城任职为判断要素，而更多是以是否能成就事业为标准。人们也不会把那些“从中央到地方去”的官员视为“下放”。正因为此，许多优秀政治家放弃“地方跳板轮”，静下心来思考改造地方，使地方改革之路走得更宽更活，很好地减少了“国家西瓜大的政策在地方只收到芝麻小的效果”的现象。

 

　　另外，日本人对政治家的支持程度，也开始超越了先前日本政界的基本三大条件，即看板（知名度）、基盘（地方组织的支持）和钱包（选举资金），而是更讲求政治成绩。上文说的中岛兴世，基本没有从政的传统优势，却能稳居惠庭市市长，重要因素就是把惠庭市建设成了北海道著名的教育强市。

 

　　这些日本的政治家在地方改革的过程中，还很好地利用了自己先前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国际资源，走了一条“地方的也是世界的”的发展路线。日本47个县、超过200个城市都与中国各地区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明年又是中日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日本各城市一定会抓住这个契机，利用互访等机会借鉴对方城市的成功经验。

 

　　地方政治家具备国际化意识和创新意识，不仅能扩大地方在世界舞台上的品牌和影响力，也会间接地提升自己国家整体的世界形象，为国家的国际公关省力、加分。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经验有不少可借鉴之处。笔者非常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大国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需要强大现代化取向的政治动力。这种动力需要国家政治家和地方政治家两级政治家的通力合作。而当今中国相对缺少的是现代化取向的地方政治家。”可以说，中国能否造就一大批愿意扎根地方、致力于造福一方的乡长、县长和市长，是未来中国的改革大业能否保持持久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有了这样一大批成熟而又充满改革朝气的基层官员，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就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作者是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