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2月12日在牛津大学发表题为“民主的命令”长篇演讲，系统阐述了他对各国政治体制的看法，引起许多国家媒体的密切关注。这里“命令”（Imperative）一词出自康德，康德把支配道德行为的理性称为“命令”，并把只体现“善良意志”的行为称为“绝对命令”。米利班德的“命令”便含有“绝对命令”意味而且用大写字母，即认为西式民主体现了正义、道德，推广民主是“正义之举”。这和他认定西方对世界承担“道义责任”是吻合的。承担道义责任、推广民主本身都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的态度和方式方法，这又和是否真正全面了解有关国家实际情况有关。

    在实行政治民主方面，西方近代以来的确走在世界前列，取得较丰富经验，其他国家也从中获益。现在几乎无人认为民主不好、反对实行政治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民主的具体形式和实施的时间表。按照西方的主流观点，政治民主的形式只有一种，这就是多党竞选制，舍此便都是“极权主义”、非民主，而在实施的时间上则是越快实行、越早实行就越好。

    米利班德先生只想到现有的民主形式，以为既然西方都实行多党竞选制、那它就最为理想、是各国效法的榜样。而这恰恰犯了英美经验主义错误，因为这种方式也有不少弊病，远非十全十美。这就是说，进行民主化改革并非一定照搬西方迄今的政治模式。各国政治民主采用哪些形式要由各国在吸取别国经验基础上根据自己国情创造性地建立。

    此外，“民主-极权（专制）”二分法也是简单化、欠科学的。如果把政治民主进行量化，可以给各国民主化程度打分，有些国家得分高些，有些低些，而“非黑既白”的简单化二分法没有什么说服力，只能迷惑那些头脑简单的人。

    第三，各国历史、文化和国情都有很大差异，民主化进程不仅不能简单照搬多党竞选模式，也不能按照并不了解各国具体情况的西方某些人的时间表，而且并非越快越好。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确实超快加速了伊拉克民主化进程，但却使伊拉克人民以及美英方面乃至于全世界都付出了并仍在继续付出巨大代价，尤其是引发了更大恐怖主义浪潮，使世界不是更安全，而是更不安全，西方的人权和自由度也受到很大冲击。而若采用更为高明的办法本来完全可以只付出很小代价。提升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贸然仓促行事必然会带来社会混乱和不安宁，从而损害多数人利益、付出过大代价，同时也损害其他国家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像迄今在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这显然绝非上策。

    米利班德先生在演讲中称中国是“极权主义”，并称中国的崛起不利于“民主的前进”。首先，他是否了解中国目前大多数普通人在想什么、在怎样生活吗？如果他能来中国和普通百姓多接触便可了解这些，反之便只是凭想当然。目前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自由表达自己观点，可以批评政府、向政府起诉并胜诉，试问，世界上有这样的“极权主义”吗？如果中国政府目前实行的是“极权主义”，能使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对政府满意或基本满意、大多数人都欢欢喜喜过日子吗？

    中国决非不实行政治民主改革，更不会想阻碍民主的前进。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是出于无知，二是出于偏见，三则出于不友好。和13亿多中国人民不友好至少是很不明智的，也只会让广大中国人民嗤之以鼻。还有人以为这是在替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争取人权”，似乎中国政府完全不尊重人权。这显然不符合起码事实。今天已非当年殖民统治时期，中国人民欢迎任何善意的批评、建议，而对各种傲慢与偏见则只能说“不”。

    中国迄今的政治体制主要是中国特殊历史和国情的产物，也包括当年西方列强及日本侵略者欺负中国一盘散沙、老大无能，而只有全国团结起来、高度集权才能有效抵御外侮。中国目前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确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需不断改进，但一来这种改进需要时间，二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权利、尤其是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是有保障的，所以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对政府工作是满意的。西方完全不必担心中国会走不民主的道路，但也绝不能“奢望”中国一定要走目前西方多党竞选式民主道路。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这一条，希望西方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实行政治民主化的巨大创造力。而如果是出于私心拿“西式民主”当棍子想阻碍中国的迅速发展，其动机显然也并非高尚、违反了“绝对命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