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深层次的战略误判或误解俯拾即是

 

　　近期访美，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安会涉华官员就陈水扁“入联公投”问题交换看法，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访谈的美国官员都一致表示，美国这次在反制陈水扁“入联公投”问题上态度是认真的，立场也是坚定的。用其中一位的话说，还没有哪届政府像布什政府这样对台湾说狠话、下重手。这位官员还表示，美国对台湾施压并没有结束，今后视情形会继续做下去，希望中国大陆方面一定保持克制。“这次让我们美国人出头当恶人，你们在一边看着就行！”他说的信誓旦旦。我不禁反问：“凭什么相信你们美国人说的是真话？”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并略带不满地回应道：“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总不能不相信我们的总统吧！他也是坚决反对‘入联公投’的。”

 

　　这次的交流只是众多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历中很平常的一次。但却点出了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的最核心问题，那就是战略互信问题。应该说，这些年来中美双方有意识培育战略互信，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彼此间的交往深度展开，彼此间的理解也大大进步了。比如，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更趋务实，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更加理性，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更加客观。但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战略误判或误解也俯拾即是。

 

　　比如，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被美国一些人解读为崛起的中国迫不及待地“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想取代美国当世界领袖；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美国认为不可信、不可能，理论上解释不通，实践上缺乏先例；中国发展海军、涉足太空，被美国解读为“挑战美国地缘战略红线”，“不甘心只当陆上军事强权”；中俄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被美国视为“反美军事同盟”；中国同苏丹、委内瑞拉、缅甸、柬埔寨等美国所定性的“问题国家”发展能源合作，被解读为“不负责任”，“重商主义”、“绥靖无赖行为”、“为反美行为撑腰”；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多边机制建设，更被视为“试图编织排挤美国的多边经贸安全网络”；中国拓展同拉美、非洲的关系，被理解为“挤进美国后院”、“抢占战略真空地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很多中国人本能地对美方的意图产生不信任感

 

　　从中方角度看，也存在大体同样的认知问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和到位，包括对领导人政治倾向、性格特征的把握，对两党政治立场异同的把握，对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利益冲突的认识，对政府与国会互动模式的分析，对联邦和州政府对华态度区别的认识，对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思想库在美国对外决策中影响的认识，等等，近年来都取得长足进展。但另一方面，战略不信任仍然深厚。

 

　　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很多中国人总是首先本能地对美方的意图产生某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一状况之普遍，几乎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问题。比如，在应对陈水扁“入联公投”问题上，美方一再强调他们反制的态度是认真的、政策是果断的（包括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2007年9月11日发表的长篇讲话等行动）、效果是明显的（美国官方普遍认为，美方的言行虽未使陈水扁走回头路，却实实在在影响着台湾民众的态度）。但是，中国方面却普遍认为美国未尽全力（认为至少布什、赖斯未出面批评陈水扁搞“入联公投”）、玩弄两面手法（一手高调反对“入联公投”，一手继续售台先进武器）、未有效果（陈水扁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由此可见，中美之间在台湾“入联公投”问题上存在较大的认知差距。如果将这种差距进一步延伸可以发现，中美双方在“一个中国”、“和平解决”、“现状”界定、“台独”性质的判断等诸多方面均认知不一，凡此使得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矛盾重重、龃龉不断。

 

　　另一个较近的案例是经贸领域。美方一再敦促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人民币走向市场化，财长保尔森等人还言之凿凿地表示，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中方许多人看来，美国压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蕴藏“战略陷阱”，是一种扰乱中国金融市场、迟滞中国崛起的“战略阴谋”。类似《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货币战争》等著作突然在中国书市火爆起来，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对“阴谋论”的一种本能的认同。

 

　　更大的不信任体现在战略安全领域。在中国方面看，很多人认为，美国近年来的一系列行为都似乎在“针对中国”。美国策动中亚“颜色革命”被解读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在于敲山震虎最终西化中国；美日印澳关系的新发展被普遍视为是构建针对中国的“亚太北约的前兆”；美国压中国干预朝鲜、苏丹、缅甸、伊朗，被解读为“离间中国同传统友好国家关系”、“用心险恶”，意在迫使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丢掉中国的外交基本准则和根基；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则“意图昭然若揭”，目标之一就是中国。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的战略疑虑及战略误判。有些疑虑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正常的防范；有些则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误判。正常的疑虑与错误的认知方面没有明显的界限，但在制约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的杀伤力是一样的。因此，如何剥离战略误判与战略警惕之间的捆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相信对方不等于不加防范

 

　　应该说，自2001年4月1日撞机事件以来，近7年时间过去了，中美关系没有出现大的颠簸。这在冷战后两国交往史上是第一次。经济深度相互依赖、国际合作以及各种复合性对话交流机制的全面搭建，确实使中美关系在逐步超越过去那种每隔两三年就大起大落一次的状态，走向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是不容否认，制约两国关系长期战略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仍未根除，有的还在激化；最让人气馁的是，两国之间的猜忌甚至敌意仍很深刻，基本的战略互信仍未建立起来。这也就意味着，绝不能将当前中美关系的稳定状态视作理所当然，更不能指望缺乏战略互信的双边关系能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之所以将战略互信的构建摆到如此高的位置来看待，是基于对中美关系实现长期战略稳定的特殊性和艰巨性特征的考察。从历史经验看，有两种情况或两种模式可以达成战略稳定。一类是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稳定。一类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欧盟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前者建立在大体均衡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恐怖平衡”状态下的稳定；后者建立在共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并具有共同的安全体系，是一种“共同价值联盟”式的稳定。但是，基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同时基于中国自身政治社会发展事实，中国短期内既客观上不具备前苏联那样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主观上不追求美苏之间那种建立在核恐怖基础上的“消极战略稳定”；同时，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并将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因此难以实现类似美欧日那样的战略稳定。中国所追求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应该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发展模式、军事实力不对称条件下的新型战略稳定模式。这种模式的构建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其中建立必要的战略互信是根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互信之构建在中美关系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和意义。

 

　　如何建立战略互信？是不是因为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有起码的互信？这是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但相对务实的做法，是不妨在一两件事情上姑且信对方一次。这样做或许会被扣上“战略幼稚”或“不顾战略风险”的帽子。但是，相信对方一次不等于冒进式的不加任何防范；而不从某个具体事件上增信释疑，只是空谈理论，战略互信哪天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呢？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