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资本在占有、生产及运行方面日益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自由性;由此导致生产和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形式上发生较大变化,并呈现出与历史上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不同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从发展趋势上分析,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全球性 自由性 最高阶段
作 者 韦定广,男,博士学位,现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人们普遍承认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对如何认识和概括这个新阶段,国内外学术界却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2001年巴黎第三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正是对当下资本主义的研究。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不赞成诸如“世界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股东资本主义”以及“后工业社会”、“后福特社会”等提法,强调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1]在我国,值得注意并曾经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关于“社会资本主义”的提法;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突出表现为社会化程度的增长(包括社会生产、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政府职能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而且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可以将社会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对于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调整我国对外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基本特点、基本矛盾的考察,提出对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
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全球性与自由性
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学科背景、认识方法以及观察问题角度有异,都会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界定与体验。如果就其历史发展阶段做抽象概括,关键是从什么层面进入和突出强调那方面内容。首先应该肯定,当代西方国家仍属于资本主义历史范畴,即社会在本质上依然受资本的统治或支配。既然社会本质属性没有改变,不同阶段的划分和概括只能大体在二级本质层面进行。不同社会形态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在所有制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情况下,同一社会形态形成阶段性(质的)差别的最重要依据是生产资料占有在形式上的变化及运行方式的改变。从西欧“双元革命”到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个人或家庭(家族)形式为主,经济运行突出体现为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自由竞争。19世纪末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占有”逐渐从个人或家庭(家族)向集团形式发展,同时国家开始加强对本国经济运行的重大干预和调节。这一阶段虽然存在前后时期的差别,但在总体上与前一阶段的根本区别,除了资本占有形式的改变外,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地位与作用的显著增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在上个世纪70年代达到顶点。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信息革命成果和跨国公司分别作为新生产力与新的生产组织形式,逐渐对发达国家经济发生重大的基础性作用,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资本占有范围特别是其生产运行明显具有全球性与自由性特征。
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首先表现为以资本生产为本质内涵的经济形态正在实现充分的全球占有。尽管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证明,早已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在19世纪,大量非西方国家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生产方式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例如印度和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完全被扭曲,基本不具备独立的“自由”资本主义。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又被“分裂”为两大阵营,作为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最多占有2/3个地球。最近20年,苏东剧变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浪潮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选择以“独立”、“现代”和“自由”的资本主义作为发展道路,可以说资本主义的世界规模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即使在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开门迎接跨国资本进入也已成普遍趋势。同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三大经济组织,20世纪末大体完成了对全球经济资本主义性质的秩序整顿和“占领”,一个资本主义全球运行的网络正趋于全面形成。
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呈现出更高程度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二次大战前发达国家直接生产组织的社会化范围大体以民族国家为限。然而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广泛运用,跨国公司的出现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更具有全球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还主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如今则以跨国公司形式,进行全球范围大规模的资源配置和生产的直接组织与销售。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新发展,几乎使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如同在国家范围内一样方便与可行。一个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为运行模式的生产全球化体系正在形成。目前,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制造商不但把零部件的生产分包出去,而且将这些零部件的科研、设计、试制与最后的生产制造全都包给国外其他企业。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供应商不但能够制造所有的组件和完成局部装配工作,而且能承担起最后的总装任务。“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模式。甚至互联网本身就属于全球各个国家共同使用和“生产”的生产资料与产品。
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性深度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一方面如高放教授所指出,发达国家内部出现占有的社会化倾向。股权社会化现象既普遍存在而且呈加速发展趋势。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更大变化发生于国际层面。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主宰,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逐渐生成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其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比重迅速上升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事实。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推行全球经营战略的最重要方式,其政治后果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性拓展。如果说在过去由原料、商品、金融流通所组成的世界经济中,民族国家是主体,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形式上主要是国别性的,那么在当下,由于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出现则更具有全球性特征。
资本主义占有与生产组织的全球性必然导致在运行方面显示出新的、更大程度和范围的自由特性。
资本主义在历史曾经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达到一定程度后导致生产的大规模集中以至形成垄断;而由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和控制,国家垄断成为二次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一方面作为对立面的统一,“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3]另外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过程中,垄断与竞争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否定之否定关系,即垄断为主的状态达到一定程度后(或者是“顶点”),又会转向更高层次的、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阶段。马克思就说过:现代资产阶级的垄断相对于“自由竞争”以前的封建垄断而言,“是否定的否定”。[4]而在当下,全球化正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一个新的否定之否定运动周期:从国家垄断走向全球范围的“自由”竞争。
以跨国公司和信息技术大发展为推动的全球化在几个方面极大地增强了资本主义的竞争性:一是对外直接投资比例的迅速增加使大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不但面临国内同行的竞争,而且更重要的还必须面对全球范围更多相关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二是贸易壁垒大大降低后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原本相对受到控制甚至是被少数寡头“垄断”的国内市场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三是资本管制解除后日益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使当代的全球金融在相当程度上已接近“无国界”状态。[5]
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压力,首先国家不得不从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角度,考虑如何给企业“松绑”,给企业发展更多的自由。“目前发达国家准备或着手进行改革的一些方面,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缩减社会福利计划、权力下放等等,莫不反映着某种自由化的趋向。”[6]为了国家的全球竞争力而修改反垄断法,鼓励公司通过自由竞争做大做强,这已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近年来“重新界定政府职责”的讨论与具体要求,总的指导思想就是降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让“自由”的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其次,跨国公司也在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摆脱各种控制和干预。目前世界贸易大都发生于跨国公司内部,即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占较大比例。例如美国在90年代中期,有大约40%以上的出口和接近50%的进口都属此类性质。[7]跨国公司将大量市场内部化的结果,不但使母国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对它们失去控制能力,而且也使东道国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可能对其全球行为实施有效的干预和控制。努力改变本国政策以迎合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已成为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竞争更加“自由”的重要背景。另外,信息革命不但给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的高度自由运行提供技术上的保证,而且日益以“信息”为载体或主体的经济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品格。正如里斯本小组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最近20年,由于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和新的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爆炸性扩展,世界范围的自由化获得了新的魅力和表面的合法化。”[8]例如因特网的迅速发展,致使目前在虚拟空间进行商品销售和金融交易的程度越来越高。虚拟的,同时也是更加自由的。“跨国公司对虚拟空间的开拓以及诸如金融市场的外币计算机网络交易等,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实际边境失去了传统的意义。”[9]
总之,垄断仍然存在并且有新的发展,但全球化的推动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在更大程度上超越民族国家的控制、转向以世界市场为主导,[10]同时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分析,国际范围内对自由的市场缺乏有效的干预和控制机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是相对的。如果说历史上的“自由竞争”主要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那么当下则在更大程度上展现于全球,并且由竞争所必然导致的后果(诸如作为生产集中表现的并购与组建战略联盟、贫富两极分化等)同样在全球范围获得充分体现。与历史上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相一致,或许“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能够成为对当下资本主义较为确切的概括。
二、“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通常被概括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两方面表现:一是矛盾的发展导致贫困和财富的两极积累,从而在阶级关系领域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二是矛盾造成资本家之间、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因而在生产领域出现个别工厂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同时指出:资产阶级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革命”是为了适应“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的需要。[11]所以,我们也必须将资本主义当作一个不断改革,不断在自身历史范畴内发生“革命”的社会来认识,否则就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及其当下的新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与占有的矛盾。但全球化的新发展一方面真正“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2]并且如上所述,“社会生产”中的“社会”已经从地域或民族国家范围延伸至全球,即社会生产实际上正在成为全球生产;另外一方面,占有的“个别性”已经带有更高程度的社会性甚至全球性特征。由此导致真正以全球市场为纽带的当代资本主义,其基本矛盾运行越来越超越国别范围,呈现出全球性生成与展开特点。这在总体上并没有使矛盾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但和过去比较,形式上却日益显示出很大的差异。
首先在人与人关系上,一国范围内尖锐的阶级对抗逐步转变为包括发达国家劳动人民在内的全球广大生产者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对立。在过去,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大体存在于民族国家内,其生产及经营行为虽然具有世界性但主要是在特定国家内发展,剥削的直接对象主要是本国人民,因而是一个基本以民族国家为生存条件的阶级。在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全球化及由此所产生的公司内部生产的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逐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另外还如西方学者所说,正在形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13]跨国资本家阶级由资本跨国化产生,全球化生产的种种新形式组织成一种世界性网络,从而将不同国家或区域、不同部门与行业的资本家连结在一起,并基于资本的全球性增殖,形成某种客观利益上的一致性。按照威廉·罗宾逊和杰里·哈里斯的观点,这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它由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中统治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势力组成;这个阶级超越任何一个地方性政治实体之上,追求的阶级目标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努力通过建立跨国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来对全球进行统治。与此相对立的,是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或其他非统治阶级成员共同组成的、受全球资本剥削的阵营。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阵营并不是像马克思当年所期望的那样“联合起来”,而是各自为阵。这意味着在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具有比较自觉的阶级意识情况下,与之相对的一方还处于跨国形成过程中,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还处在自在阶段。然而,由双方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所决定,二者的总体性对立却是一个日益明显的客观事实。进一步的发展,或许会产生超出国内阶级对立意义的世界性政治后果。
其次在经济关系方面,表现为生产的跨国组织或国内整体运行的有计划性与整个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从效率原则出发,原本主要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与运行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和可控性,这一点曾经为马克思所肯定。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在当代又有新的发展。借助于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目前即使再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也能够达到如以往“小本经营”时一样的科学与严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在国家层面,即使在“里根革命”、“撒切尔主义”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经济的计划性管理。为避免人们的误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政府首脑还纷纷公开申明计划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无计划、“无政府”程度却日渐加深,其影响日显突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晴雨表”。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后,浮动汇率制首先成为世界货币金融的不稳定因素。发展到90年代,国际游资剧增并且迅速达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额,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导致虚拟资本迅速增长,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货币金融运行出现严重不稳定状况。货币汇率大起大落,股市动荡激烈,著名大银行相继破产,世界性金融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在根本上,是由世界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所导致。这一点早在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人指出,而在危机之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失去控制”至少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显著特征。[14]
另外,全球“自由”运行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方面,还表现为世界范围实物生产有限增长与虚拟经济无限扩张之间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实物生产总是要受到原料供应、市场容量及生产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而以虚拟形式出现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则可以无限量扩大。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之所以将20世纪8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首先针对的是当前条件下虚拟经济和实物经济分离日趋严重现象。[15]这种分离与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有一定的联系。全球每天庞大外汇交易中的大多数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没有任何联系。此外,以谋求高收益回报为目的的资本投资也大大增加,到90年代中期,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总值达到20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10倍。[16]当资本在世界物质生产市场上达到相对饱和状态后,追逐超额垄断利润的欲望将之大量推向金融市场,从而导致经济泡沫。2000年,全球金融衍生品价值达到100多万亿美元,3倍于当年世界GDP。[17]虚拟经济严重过剩与无限膨胀,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脆弱动荡的部分”,[18]成为当代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
三、“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地位
笔者同意高放教授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至最高阶段的观点,值得商榷的是“社会资本主义”提法。首先“社会”的含义有些模糊,因其广泛适应性或宽泛性很容易引起歧义,例如将之当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来认识和接受。其次,“社会资本主义”六大特征的概括也未必贴切,例如无论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如何“更高”、范围如何“更广”、层次如何“更多”,也还是属于社会化大生产之列;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政府职能等方面变化早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而将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步增长作为特征之一,则不免牵强。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生产力不是孤立的,在近现代世界文明背景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人们社会联系与交往的改变,二者结合起来,构成社会发展基本面貌的变化。以资本主义历史为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机器生产力,生产的组织和运行可以由单个资本家在国家范围、在政府不加干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以石油、电力等作为新的生产资源,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国内区域间联系、交往的便捷导致行业垄断成为可能。同样道理,资本主义在当下正在发生着的阶段性质的变化,主要还是由生产力的飞跃及人们联系和交往方式的改变所导致,这就是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两大基本事实。信息革命的结果是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出现,从而改变了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经济的、社会的联系与交往发生重大变化。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不能脱离这两个基本事实,这也正是本文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概括为“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根据。
“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形成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垄断”,并对全球经济发展起支配性作用。
所谓“国际垄断”,主要指特大企业的经济权力超越国家疆界,能够通过对整个世界生产和市场的控制获取巨额垄断利润。[19]国际垄断的存在与本文上述“自由”竞争之间并不矛盾。国内学者李琮指出:在全球经济范围,由跨国公司发展所导致的“国际垄断”非但构不成对国际竞争的否定,相反,使国际竞争“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从而变得空前激烈”。[20]2002年,在全球6.4万家跨国公司中具有国际垄断性质的大型跨国公司几乎都为发达国家所拥有(全球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只有5家)。西方发达国家大型或超大型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分布于全球一百几十个国家,控制了40%的全球生产、50-60%的国际贸易以及90%以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单个大型跨国公司具有某种程度的“国际垄断”性质,而不同跨国公司之间则是自由市场背景下的残酷竞争。正是既垄断又竞争,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影响几乎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2.对外直接投资急剧增长,对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都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
从与世界的关系角度分析,如果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那么,“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则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膨胀及所由产生的全球生产的扩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陡然剧增;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达1.27万亿美元,比1999年的1.08亿美元增长18%。[21]虽然最近几年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有所缩小,但继续扩张则是必然趋势。其结果,一方面是更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的资本积聚规模与提升经济水平、内部的经济联系及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另外一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世界经济的分化,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3.非银行金融机构极度膨胀、虚拟经济增长超出实体经济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危机的主要根源。
虚拟经济飞速增长,是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前,所有外汇交易中的90%是用于正常贸易和投资,只有10%发生于投机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期,二者占比例正好对调了一下。[22] 1997年全世界虚拟经济总量达140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28.2万亿美元)的4倍;到2000年底是160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全世界GNP总和的5倍。目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的平均流动量已高达2万亿美元以上,约为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23]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进一步膨胀。经济的虚拟化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化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最大的危害是容易造成恶性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急剧的社会动荡。
4.世界两极分化严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转化为全球性质的矛盾后,财富和贫困的两极积累也必然集中体现于世界范围。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不平等贸易、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转移等手段,大量获取巨额利润,从而使更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在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最令人吃惊和震撼的世界图景是:西方跨国公司遍布全球,财富急剧膨胀;而大量发展中国家依然贫困甚至经济发展水平在下降。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费86%的产品,其余80%的人只消费14%的产品。[2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资本剥削的全球化使传统意义上主要发生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真正具有了全球性质。
5.大型或超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统治与支配导致世界政治出现单边主义的危险倾向,同时形成民主潮流与霸权体系的对抗。
跨国公司对全球发展的统治与支配一方面必然会延伸至政治领域,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会产生不均衡效应。在《财富》500强中,美国与日本的企业大约占60%;如果再加上英、德、法,这5个国家的企业数可达总数的80%以上;全部欧洲、北美的企业数则占500强总数的90%以上。这种格局预计在新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还将持续下去。其中,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中的比重始终呈上升趋势。20世纪末美国的资本输出占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22%,以极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而引进外资占发达国家总额的42%。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至少在新世纪初期仍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中一马当先,势必推动美国努力在世界政治中执行和坚持单边主义。同时也会形成以美国、欧盟、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为主的政治霸权体系。但在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自由运行也会导致民主力量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民主潮流与霸权体系及单边主义的对抗,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呢?
20世纪初,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由于垄断(主要是国内一般垄断)而必然产生停滞、因靠输出资本获利而具有高度的寄生性与腐朽性;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与瓜分殖民地斗争尖锐化又会导致世界性战争,战争推动世界革命爆发。由此列宁做出判断:帝国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25]20世纪的发展表明,这一认识存在局限性。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全球的,资本价值增殖本性决定它必须以“夺得整个地球”作为最终结果。[26]所以,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考察首先必须着眼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情况及其结果。《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分析道:扩大生产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实现资本主义文明;其结果将是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里所强调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全球化问题。如果说这在当时还多少带有预见性质,20世纪末却从根本上成为客观事实。所谓“根本上”,即在主要以商品贸易或借贷资本输出方式之后,更重要的是作为生产形态在世界各地生成与发展,并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其伸展的极限。根据由直接投资所导致全球生产的形成及其生产关系的全球性程度,可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真正全球性质的资本主义。它是从国家垄断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因素(例如资本社会化)都包括其中,然而在发展空间上正趋于“饱和”。
事物在发展到“顶点”后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马克思曾经主要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一国或几个主要国家所达到的尖锐程度,肯定资本主义的灭亡是19世纪的事情。但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他看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向外转嫁危机的方式缓和矛盾的尖锐程度,从而对自己以往提出的“危机——革命”模式不再那么坚信。[27]二次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使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引起革命的转变模式没有成为现实。同时由于列宁表达过“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们始终不愿承认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向“自由”回归的一面,始终不愿去设想与认真研究在垄断之后资本主义是否会有进一步的、或许是更高阶段的发展。资本主义本质上既是全球的、又是自由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自由竞争;20世纪的垄断主导非但没有构成对自由竞争的完全否定,而且是以之为基础;20世纪末以来则又进入国家垄断或跨国公司国际垄断背景下的全球性自由竞争。当历史资本主义主要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时,国内由竞争所产生的尖锐的经济、政治矛盾往往可以通过向外转嫁危机的方式获得缓和或解决;而在“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再也无法转嫁其矛盾冲突或对立,最终结果只能是全球范围的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早年一个重要思想观点的价值:社会主义不能囿于“地域性”,“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最高阶段”不会如我们以往理解的那样转瞬即逝,并且由于政府处理危机或各种社会矛盾的政策得当,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或许还会是一个不断获得蓬勃发展的时期;未来的社会主义或许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而且向更高级社会转变的方式或许是和平的、民主的与渐进的,因此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思想远比我们要解放。他在晚年明确告诉人们:要回答“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是不作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29]
--------------------------------------------------------------------------------
* 此文基本观点最初在本人著作《“世界历史”语境中人类解放主题——19-21世纪的全球化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一书中提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最终成果之一,在评审中“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提法引起专家的重视与疑问。现在进一步研究基础上作补充论证,欢迎国内理论界同行特别是高放先生的批评指正。
[1] 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第1-2页。
[2] 高放:《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00页。另外马克思也讲过:“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中才能维持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5] 参见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p.23. 20世纪80年代,全球每天的外币交易额只有0.64万亿美元,90年代末已经达到1.5亿美元。面对规模如此巨大且投机性很强的货币交易,乔治·索罗斯为目前全球金融运行所达到的自由度而惊呼不已,认为“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管好国际金融的机制,这肯定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最突出特征。”(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58页)
[6]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7] 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Simon & Schuster,1997,pp.21-23.
[8]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9] 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10] 有关这方面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一书。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8页。
[12] 同上书,第276页。
[13] 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和杰里·哈里斯在《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一文中提出(载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2000年春季号),译文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2、3期;另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可参阅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的《跨国资本家阶层》一书(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4]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20页。
[15] 参见李其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
[16]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20页;[德]乔纳丹·泰纳鲍姆:《金融癌症: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总危机》,中译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7期。
[17] 参见肖巍、钱箭星:《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18]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20页。
[19] 参见李琮:《当代国际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0] 同上,第116页。
[21]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9月18日年度报告,http://info.china.alibaba.com,2001年9月20日,新华网。
[22][美]雷·马歇尔:《全球的就业危机》,《外交政策》季刊(美),1995年秋季号。
[23] 有关虚拟经济的数据,参见成思危:《虚拟经济探微》,此文为作者于2002年10月12日在全国第二届虚拟经济研讨会上的主题讲演,人民网2002年12月20日。
[24]参见李琮:《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
[25]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引文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3页。
[27] 参见拙文:《全球化视野中的1873年经济危机及其对马克思的挑战》,《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有关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与“全球化”的关系,参见拙著:《“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第一章(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本文已发表于《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