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进程和趋势，最为显著的是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对民族国家的权力和疆界提出挑战。它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的内涵、边界及其行使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持久而深远的。[1]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认为，从“四个I”指标可以看出，民族国家主权和疆界的作用在全球化冲击下正在销蚀。“简单地说，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2] 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民族国家至少有十种权力被全球化加以削弱或受到限制，而这些权力在过去曾是民族国家所独享的。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无法再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行使这些权力。[3]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各种结构性力量冲击下，国家权力已经中空化，国家已经变成空心的和不完全的机构，国家权力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趋势。[4]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客观上对各国政治协调、磋商和合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因为，经济全球化以及所建立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并不能解决诸如贫富差别拉大、生态环境恶化、跨国犯罪与疾病传播等等问题，单个国家对此尤为显得力不从心。此外，世界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规则体系、秩序、和平、自由、安全等全球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供给，也是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所无法提供，也是单个国家所难以胜任的。经济全球化在客观上将推动政治全球化进程，并使之相配合。[5]

 

 

　　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和疆界造成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公司经营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人员流动全球化等方面。[6]

 

 

　　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种全球性经济体制。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调控干预二者间，构建起一种相向作用的调节机制。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政府的调控干预往往意味着对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限制和调整。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国家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退出，伴随着私人经济部门的扩张和公共部门的缩减，伴随着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的不断成长，成为实行社会自治自律的主要力量。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不断加强的社会自治，自然要侵蚀民族国家的权力边界，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一些传统的政府权力让渡给市场或社会。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下形成的统一世界市场，还要求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冲破民族国家的疆界和各种贸易壁垒，形成一种无国界的、全球化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也使得民族国家的“经济国界”变得富有弹性，甚至使其“行政国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向世界市场开放其民族经济的压力时，越来越难以依靠关税和配额限制等传统手段保护本国经济。总之，市场与贸易的全球化，限制了民族国家的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的边界，限制了其经济政策的选择范围。

 

 

　　市场全球化极大地便利了国际资本的全球运动，任由其对利润的追逐。二战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民族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吸引私人投资（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并展开激烈的引资竞争，诸如实行投资减税、低工资政策，同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水平等。这样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导致国内原先形成的资本和劳工之间力量平衡关系，向着明显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另一方面又导致民族国家的经济管理权力和能力的削弱，使既定的高税收、高福利、高保障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此外，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快速的流动，促进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和金融全球化，增加了民族国家控制资本流动的难度，削弱了各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使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增加。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从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看，为此提供了典型案例。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影响着民族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布局。从跨国公司的母国看，它所拥有的“无责任的权力”，对其母国的自主权和政治权利权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其在全球投资布局的完成，跨国公司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压力集团，对其母国政府的决策施加日益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经营活动又日益脱离其母国的管理和约束。

 

　　从其投资东道国看，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主权和管理权力的影响更为强大。一是跨国公司往往通过政治谈判、政治游说、政治贿赂、政治压力和增资或撤资等多种方式，对东道国的决策施加影响，使之更加符合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目标；二是跨国公司以创造巨额税收为筹码，迫使东道国主动限制自身管理权力的行使，以便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比如对税收的减免，实际就是东道国对税收权利的主动限制或放弃；三是跨国公司对技术转让实施严格而有效的控制，使得技术落后的东道国长期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依附性经济发展，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非法移民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必须开打的“五场战争”之一。[7] 由经济因素驱动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单向移民的增多，是全球化时代人口全球流动的重要特征，其中相当部分属非法移民。在20世纪50－60年代，这种单向性全球性迁移的目标国主要是西欧；自70年代以后，则转向了北美和澳洲；进入90年代，其迁移的规模快速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1945-1990年，平均每年约有18万非法迁移到美国，而从80年代以来每年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数约为100-150万。[8] 为控制和减少非法移民，各国政府正投入更多的时间、资金和技术，与非法移民现象特别是实施非法移民犯罪的“蛇头”展开斗争。但英国的情况表明，进行反非法移民的战争并获取胜利是多么的艰难，国家对人口跨国流动的控制能力遭遇严峻考验。英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制定了动用皇家海军和空军来阻遏非法移民的计划，并对运送偷渡者的卡车司机处以高额罚金。然而，在过去3年内，仍然有42000名非法移民成功进入英国。按照目前非法移民增加的速度，据估算英国需要花费43年时间才可能清除以虚假政治避难为由的非法移民。作为岛国的英国尚且如此，作为拥有漫长陆路边境线的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其非法移民问题更为严重，对国家控制能力的考验更严峻。

 

 

　　政治全球化的内容通常包括：政治价值普世化、政治主体多元化、政治决策跨国化和国际合作制度化、政治规制全球化及其约束力强化、政治行为及其影响全球化等方面。所有这些方面都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挑战。[9]

 

 

　　在全球化下，民主、自由、人权、安全、和平等政治价值，会随着媒介和政治交流的日益增多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逐步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规范和政治评价标准。“只有维护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的国家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得到当代国际法的确认。[10] 这些普世政治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无疑成为民族国家行使主权的政治标准和道德的底线，成为不正当行使主权的无形屏障。在政治全球化下，民族国家的政府再难以国家主权或内政事务为借口，肆意侵害和践踏这些基本政治价值，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甚至面临国际社会的各种制裁。

 

 

　　在全球化下，一个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全球性管理体系正在形成和加强。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包括跨国公司），各种亚国家（sub-state）组织等等权力主体和行为主体，在数量上迅猛增长，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1] 此外，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得不吸收那些非国家组织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与它们分享全球事务的管理权。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还主动与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协商与咨询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事务国际化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诸如毒品走私等犯罪行为已经跨越国界，并形成国际网络；诸如治理大气污染等事务本来就是跨越国界的。因此，要取得打击跨国犯罪的胜利，要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必然要求世界各国政府采取协调与合作步骤，制定跨国政策，联合采取多边组织行动。而制定跨国政策，就意味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将内政决策与外交决策相联系，将国家主权部分地让渡与国际协调。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决策和国际合作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比如，各种双边外交或多边外交空前活跃，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不断涌现，由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主办国际会议的频率越来越高，各国首脑会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一些国家首脑之间建立热线电话机制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是这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产物，在协调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个全球性、区域性和多边性的世界治理网络和政策网络已经初步形成。民族国家置身于这一网络之中，其主权边界自然要受到限制和侵蚀。当然，各民族国家所受到的限制是不一样的。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所受制约的程度很低，它更多地是利用这种复杂的世界治理网络来制约别国的权力；欧洲、日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制约；真正受制约最大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所谓全球规制是指调节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秩序的规则体系，它是国际生活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所有跨国性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协议、公约等国际法文件。全球规制是跨国决策活动以及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的产物，在全球性管理机制中居于中心地位。近年来，这种国际规制的数量迅速增多；负责监督其实施的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正如罗西瑙（J. N. Rosenan）所说，国际规制的迅猛发展表明，在当代世界秩序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理体制，即“没有政府的治理”的体制。[12] 全球政治规制的基础是国际法，它对民族国家主权的约束尤为强劲。其主要形式是，一国与他国谈成一项国际合作协议或条约，或者一国加入某一国际公约，该国在享受国际法所赋予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法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包括根据对国际法所作承诺要求，对本国相关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甚至废止某一部或某几部国内法。同时，国际法也成为国内司法的重要参考。因此，在全球化下，一国如违反国际法的规定，不履行国际法的责任和义务，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国际制裁甚至国际干预。

 

 

　　在全球化时代，信息网络技术使各民族国家深深地卷入各种相互交织的和复杂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关系和活动的网络之中。信息传递的即时化，使民族国家所作的政治决定和所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会相应地引起世界性反响；信息来源的多样化，使国家封锁消息和暗箱决策的可能性大打折扣；信息跨越国界的全球传播所产生的国际舆论和国际反应，对政府决策的压力空前增加。因此在全球化下，民族国家在行使其主权时必须考虑其国际影响和国际反应，必须考虑自身的国际形象，使其决策更加慎重，使民族国家自动有所节制或自我加以限制，很难再以互不干涉内政为由拒绝接受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反应。

 

 

　　第一，面对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经济力量和经济结构、政治规制和价值标准的全球化，对每个民族国家的统制主权和权利疆界提出挑战，逐步销蚀民族国家边界大趋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坚定不移地走路上改革开放道路，并冲破重重障碍，义无反顾地提出了加入WTO的国家目标。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历史性选择，不尽给中国人带来了深刻变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

 

　　第二，在看到全球化进程产生的种种挑战与冲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差异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不能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主动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就更难以摆脱被动落后局面，更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中国案例提供的结论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主动迎接挑战紧抓机遇，就可以使之成为“机遇大于挑战”的时代，成为实现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历史性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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