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华德·威亚尔达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一书交由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出版。在笔者看来，就政治学研究而言，该书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研究的必读书目。除了本文所要论述的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和民主转型这一作者着墨较多、也是甚为关注的问题之外，作者还从方法论、理论范式、历史维度、多学科（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经济发展模式、全球化、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清理和反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经常以一种战略家的眼光来审视、反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部署。无论是对于我们把脉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还是具体到中国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一笔可资利用的、巨大的精神资源。

 

    如其自述，该书也可以用作“发展经济学、发展人类学、发展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教科书”[1]。相比早期发展的著作者们没有实际在发展中国家的生活经验而言，作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拉美、非洲、中东、俄国、亚洲和东欧等发展中国家度过，这一方面增加了其论述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生活经历增进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感情，也平添了一种要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这些在发展中世界进行研究和工作的人仍然需要带有一份同情心，懂得移情，设身处地地从它们的角度考虑，理解体谅第三世界的人们，并要怀着相当谦虚的态度。”[2]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要系统梳理在该书中作者是如何论述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和民主转型这一作者极为关切的重要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作者在本书序言中给出了非常具体、详细的经验描述：“贫穷，悲惨，疾病，肮脏，污秽，无效率，噪音，臭味，严重的污染，混乱，镇压和经常违反人权，较低的识字率和低下的卫生保健水平，大量的残疾成年人（通常是因为孩童时的疾病和外伤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营养不良、胀大肚子的孩子（不是因为吃得太多，而是因为吃得太少）”。[3]用类似这样的一个发达国家的国民的细腻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国家，比之一些抽象的阐述和纯粹的统计数据要更具形象性和可感受性。

 

    在上面的描述中，作者把“贫穷”放在第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们的贫穷。”[4]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穷，上述问题理当皆可以解决。并且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贫穷截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贫穷。“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也习惯于看到个别的贫困现象，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但绝不是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这种极度的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贫困是全社会性的，完全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感染到全民族的贫困文化。”[5]

 

    要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深入理解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具体来说，“那些人均收入较高，且在体现社会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上得分也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最民主的。相反，那些人均收入较低，在识字率、平均寿命、城市化等各方面指标都很低的国家则往往是不民主的”[1]。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相关性并不是绝对准确的，或者说不完全就是一对一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文莱比较富裕但不是民主的，而哥斯达黎加、牙买加、乌拉圭、孟加拉、印度和斯里兰卡是民主的但并不富裕。”[2]易言之，欠发达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收入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

 

    也还可以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发展中国家。也就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面——发达国家——来理解发展中国家。发达政治体制，指的是“民主的，尊重民权、政治权力和自由，反映了社会的多元性，宗教、军事和政治功能实现了分离，在提供产品、服务和公共计划上是有效的”[3]。与之相反的，就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发展中国家，或许将其细分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参见下表：

 

 

    资料来源：[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牛可校：《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发展中国家总是与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二战以后一直到80年代，在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威权主义已经成为主要的政府和政权样式。君主制、马克思主义政权、军人政权和威权主义的最普遍形式单一政党主导的政权都被认为是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

 

    威权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基于：第一、它能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这一点迎合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需要。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都很薄弱，缺乏组织良好的、多元的利益集团、能发挥作用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在威权主义者看来，选举、政治运动和民主的协商会引起混乱和不稳定，这正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承受的。因此，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掌权者来总揽大局。第二、在冷战期间，它很好地控制了共产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防止了工会造成的混乱，并成功地吸引了外来投资。第三、它能比民主政权更快更好地完成既定目标，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第四、出于国家安全观，也会支持威权主义。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一般认为威权主义政权能够保障稳定，遏制共产主义和颠覆运动，并保护美国的利益。[1]

 

    在民主人士、民主国家或者是发达的政治体制看来，威权主义有其内在的弊病和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威权主义政权压制民主，践踏人权；第二、威权主义政权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和政治多元性，导致腐败和不人道。第三、缺乏纠错机制；第四、威权主义缺乏足以应付变化、或者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能力；第五、威权主义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问题。[2]

 

    为了解决上述威权主义本身的缺陷，一种被用来作为威权主义进行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的统合主义呼之欲出。与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对待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不同，统合主义认为国家能够将利益集团吸收进来。因此，利益集团只有与政权合作，否则，将被镇压。于是乎，在统合主义制度下，商业、劳工、农民、专家、宗教等组织不得不放弃自主权和独立性，进入政权或者政府体系，成为官方的机构之一。统合主义对于威权主义的魅力也就在于，它能够将现代化催生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利益集团——吸纳到国家的管制之下，而不给予他们独立地位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从而使威权政权能够适应各种变化，以维持其长久存续。从这一意义来说，统合主义对于威权主义的意义何其重大。因为它有着相当惊人的适应力和持久力，并且这种能量可以一直延续到威权主义转化到民主阶段。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也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也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威权主义和统合主义很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永久性表征。[3]

 

    统合主义的出现，似乎给威权主义打上了永久存续的保险。然而事实总不会那么美好地如威权主义者的意愿。20世纪70和80年代，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稳固强硬的威权主义纷纷向民主化转型。其原因何在？作者总结了9个方面的理由：第一，由于缺乏稳固的制衡，威权主义政权往往表现出低能和没有效率；第二，威权主义需要一个诚信的政府，但是威权主义者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第三，威权主义政权持续20－40年之后，就会慢慢失去活力；第四，威权主义者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舞台；第五，经济发展自然导致社会和政治变迁；第六，威权主义压制反对派，但是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反对派就会复活并呼吁变革；第七，军人政权或者年纪较大的独裁者，一般都非常厌倦战争，选择退位或者退回到军营中去。第八，来自民主国家的外部压力，把一些声名狼藉的威权主义者赶下了台。第九，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威权主义的合法性逐渐丧失。[4]。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问题，作者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民主化转型的原因，一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向民主化转型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产生的商业集团、城市工会、中产阶级、农民组织、公民社会、新的社会运动等，有利于威权主义的民主化；其次，随着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的推进，以及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问世，民主被视为获得了历史发展的“最后的胜利”；第三，冷战的结束，一方面，使得原来的威权主义纷纷向民主政治迈进，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解除，所以美国更偏爱民主政权而不再支持威权主义；第四，无论是就民主传播的途径，还是从民主机制的实际建立来看，全球化的发展，都使得民主在不断地深化和推进。第五，如前所述，军人自动退位或者是回到军营中去；最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转型，其初始动力都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精英推动而不是相反。[1]

 

    在威权主义让位于民主制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体制运行得并不理想。其表现在：第一，公众支持的下降。大部分民主国家民主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60－65％，相当一部分下降到了50％以下，少数几个甚至低于40％。与此同时，对民主的基本制度的支持率也在陡转直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基本制度的支持率只有10％－20％，有时甚至更低。对此，至少可以做这样几点阐释：发展中国家腐败、特惠、裙带主义和庇护关系盛行，使得民主的制度和机制无法实际履行其主要职责；民主机制的建立没有迅速推动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仅仅是“强政府”，或威权主义政府。易言之，政府不仅仅要具有选举的合法性，而且要能够兑现承诺，以及切实有效地推行惠及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一整套大众计划。[2]

 

    第二、美国对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民主操之过急。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待民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冷战前的不在乎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民主是一件奢侈品到冷战后民主不仅道义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唯一的游戏规则”。因为一个适当的民主政权是解决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最佳途径，同时也能最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问题是，民主的实现需要一个最低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基础，而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这些基础性条件。因为它们识字率低、教育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组织和制度（公民社会、政党、诚实而有效的官僚机构）缺乏。与此同时，腐败、犯罪、法纪败坏和毒品交易泛滥。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美国在全球推行它的民主价值和理念时，已经不再谈论这些民主的前提条件。

 

    此外，就文化基础来说，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其它国家和地区更适合于民主制。民主源于西方。要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推广民主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找到适应民主制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根基？二战以后，亚洲的民主制通常表现出儒家文化、国家主义和家长制；拉美的文化比美国的文化更加强调集中统一和组织性，更具威权主义和统合主义的色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整个发展水平非常低下，使得民主几成没有任何希望的梦想。

 

    总之，要在一国或者地区推行民主，一方面要具备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因为成功的民主至少依赖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社会经济和制度发展的水平；导致不同政治体制的各种文化因素，因为不是所有的文化因素都适应和有利于民主的发展。[3]

 

    第三、制度薄弱。发展中国家薄弱的制度往往无法支撑有效的民主机制的运转。这些薄弱的制度表现在；立法、行政、司法之间没有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制；地方政府弱小，没有独立的税收和政策制定权；官僚机构笼罩在庇护关系、裙带主义、腐败阴影之下，致使行政官员素质低下而不称职；社会上盛行精英主义，而不是多元主义；政党弱小而不具有竞争力；公民社会、利益集团和社团生活不够成熟……[1]

 

    第四、在尊重民主发展的差异的同时，必须强调民主的一些最基本的准则。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缘由，发展中国家常常宣称自己的一套做法和制度是民主的，并打上“××特色的民主”标签。这就使得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毫无意义。在对民主的运用上，我们既要坚持认同民主的基本要素，也要鼓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建构自己的民主制度时可以有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这些民主的基本要素包括：首先，自由、定期的竞争性选举；第二，言论、出版、集会、请愿和结社的自由；再次，人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尊重、宽容，能够平等地分配资源，并且社会应该提倡人人平等；第四，有一套法律规则和某种限制绝对权力的制度制衡机制。一言以蔽之，民主的基本准则应该建立在选举、自由、平等主义、法律规则和权力制衡之上。[2]

 

    综上所述，作者对于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和民主转型的论述，既是对战后以来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审视，也是对这些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前瞻和移情；既是对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回顾和反思，也是对未来美国大国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建议和关切。表面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和瓜葛，实质上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平衡和紧张关系。厘清了这一点，也就容易理解近年来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东欧各地的“颜色革命”。

 

                                                   2006年5月21日晚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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