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跨越时空的限制，纵览国际关系发展史，或许我们将发现联盟政治现象乃是无处不在。因此，联盟政治问题在各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联盟政治一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核心研究问题之一。[1]同时，联盟也是制度主义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在等级制的无政府状态中，非正式联盟、正式联盟以及国际邦联等成为等级制国际安全合作制度的几种主要制度形式，人类关于国际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无非就是在上述几种形式所组成的连续谱(continuum)当中进行选择。[2]此外，建构主义者眼中的安全共同体与联盟紧密相关。国家之间为什么要结合成联盟？一个国家倾向于与哪个国家进行联盟[3]？决定联盟形成的核心要素或变量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亦即联盟形成问题，或联盟起源问题。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关于联盟形成问题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各种中层(middle-range)联盟理论[4]对联盟的形成或起源的探讨颇丰，并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等三大解释学派。

 

　　如果将国家联盟看作是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一种制度形式，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不同类型的联盟具有不同的信任基底，如有的联盟合作是建立在并无通常意义的信任基础之上[5]。（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信任的概念化问题，不同的定义产生不同的信任类型。）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之上，完全是一种战略性的行为。这表明即使没有任何信任存在，国家间的合作也可以进行。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我们的感觉”(we-ness feelings)是维系共同体生命的基础。[6]如此，信任的产生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信任是不是国家间安全合作（联盟形成）的基础，或必要条件，抑或是充分条件？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何谓信任？信任是一种常量，还是一种变量，需要我们去仔细探讨？为何不同联盟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类型不同？信任如何(How)以及何时(When)形成？为何有的联盟形成不需要通常意义的信任，而有的联盟却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组成了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核心问题，即联盟形成中信任形成问题。

 

　　联盟信任问题研究对于理解联盟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联盟群体组织的形成，并不仅仅表现在联盟条约与组织的建构，更在于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联盟归属感的形成。而决定联盟组织的发展与变迁的诸多因素当中，联盟软力量无疑是一种主要变量。具体来说，联盟信任的形成、变化与消失，成为联盟的形成、变化与崩溃的微观心理基础。所以，从理论逻辑上说，我们通过考察联盟信任程度的变化，可以观测联盟组织的内部团结与变迁情况。如我们可以分别考察跨大西洋联盟与中苏同盟组织的联盟信任形成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北约的生命力要长于中苏同盟，尽管这两个联盟都是意识形态联盟。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影响联盟信任变化的因素，来分析未来一段时期内北约联盟信任的变化情况，从而对北约的发展做出一种微观分析与预测。事实上，信任是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信任问题是当代国际冲突及其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众多理论家认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起因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及猜忌，从而安全困境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国家间信任的重塑。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很少单独将信任列为一个重要问题并加以研究，我们对信任的问题的理解更多地集中于其后果，而不是探讨信任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亚伦·霍夫曼(Aaron M. Hoffman)在其新著中指出：

 

　　诸如此类对信任重要性的声称，在国际政治世界中是习以为常的。远在15世纪，哲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就指出，信任是君主之间良好关系的核心要素。在18世纪，瓦特尔(Vattel)宣称：“人类和平、福利事业以及安全的基础在于正义，我们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确保了我们所拥有之物的安全；我们从他人的承诺之中获取的信任，那是对不能亲自传递以及执行之物的安全保障。”……不幸的是，长期存在的国家间竞争对手事实，表明我们对信任关系结果的理解，更甚于对原因的理解。[7]

 

　　接下来，本文将对既有的联盟形成理论进行简要的综述，探究它们对于分析和解释联盟信任形成的贡献及不足；进一步综述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零散讨论，一方面综括出现有研究的基本贡献，另一方面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对现有联盟形成理论，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信任进行评估，意在揭示这些理论范式对于联盟形成问题的解释效力。

 

 

　　正如上文所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与联盟政治理论谱系当中并不乏各种联盟形成理论。根据两种理论综述路径，本文对现有的各种联盟形成学说进行梳理、评判，并进一步考察他们对于联盟形成中信任探讨的基本学理贡献及其不足。第一种路径依据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归属进行归类，则可将既有的联盟形成理论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三大基本派别；第二种路径依据决定联盟形成的核心变量或因素为何的基本标准，则可分为基于权力政治、基于威胁平衡、基于利益回报的（这三类为现实主义）联盟形成理论，基于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联盟形成理论，以及基于认同规范、历史学习的（认知主义）联盟形成理论（表1）。其实，从所依据的核心解释变量来看，上述三种联盟形成理论可以分为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cognitivism)两种基本形态[8]。理性主义者往往强调联盟形成只是一种战略性的考虑，所以战略平衡、利益回报以及国内政治的压力等理性变量成为联盟形成的基本动因。追根溯源，这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在联盟形成研究中的应用。理性主义者并没有优先重点探讨联盟形成中的信任问题，或者仅把信任看作是外在环境刺激的产物，或者把信任当作盟友间利益博弈的副产品。认知主义以认知变量为核心，如建构主义者强调认同与身份的作用，但这种纯认知或冷认知的观点，并没有考虑信任形成中的情绪变量，信任只是一种相互认知的变量[9]。下文将详细探讨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不足之处。

 

 

　　1．理性主义联盟形成理论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中源远流长，基于权力政治的联盟形成理论主要为经典现实主义学者的论述，主要代表人物为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0]、阿诺德·沃而弗斯(Arnold Wolfers)[11]等。基于对当代国际关系联盟政治理论谱系的基本考察，我们认为现实主义联盟理论仍然是主流的理论解释范式。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联盟政治的阐述，可以表述为权力制衡论(balance of power)，即联盟往往是国家增加自己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联盟起因于国家追求权力、制衡强权的原始动机，因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关注的是权力或安全的最大化。由此，在经典的现实主义学者看来，联盟形成于一国制衡另一国的过程当中。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虽然并无专文对联盟问题进行论述，但在对两级国际体系、多级国际体系等的阐述中，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关于联盟形成的论述，即可归入基于权力政治的联盟形成理论之类，同样也是一种“权力制衡论”。他认为，联盟理论的国际意义完全不同于国内意义。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落败的领袖竞选人会转而支持获胜者；但在国际社会，“当一方联盟战胜另一方联盟，胜利联盟中的弱国便将听凭强者摆布，而此时采取均势政策则为明智之举。”“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权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国家倾向于加入两个联盟中较弱的一方。”[12]这是一种关于国家选择联盟时的“权力制衡论”，其对威胁的认识来源于对各方国家实力、国际地位以及新兴崛起国家身份等的判断。

 

 

　　承继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制衡论和新现实主义学者提出的威胁制衡论(balance of threat)，美国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进一步发展了一种国家联盟形成的利益制衡论(balance of interests)。[13]他提出要将修正主义国家带回到联盟政治理论的研究之中，重新确立和划分了国家的基本类型：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他认为国家联盟不仅仅是一种应对外在威胁的战略选择，国家也会主动追求权力、财富与价值等以增大自身的安全。这种利益制衡论其实是对国家联盟行为选择的动机区分，即权力制衡论与威胁制衡论更多的强调国家防御性的联盟动机，国家联盟出于制衡强权或者对自身威胁最大的国家及联盟，然而，国家具有主动追求利益回报的进攻性动机。因此，修正主义国家的联盟动机并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

联盟形成之后，有学者认为能够产生两种利益，即自主与安全(autonomy-security)。[14]一般而言，在非对称性联盟中，小国以牺牲自身的自主为代价，从而获得安全利益。如此而言，这种自主-安全平衡论(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也可以归入联盟形成的利益回报论，即联盟起源于一种安全与自主的社会交换。联盟成员国权力的不平等，由此导致国家对安全与自主的需求不同，而这种安全与自主的平衡对于联盟的稳定与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5]

 

 

　　对于联盟形成的解释，除了强调应对外部威胁因素之外，还有学者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盟战略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应对国内威胁的联盟形成理论[16]。在肯定沃尔特的威胁制衡论之后，斯蒂文·大卫(Steven R. David)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威胁制衡论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权特色问题，即国内政治治理能力的低下，以及政权合法性屡遭国内威胁挑战。基于此，发展中国家选择联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应对国内政治威胁，而且往往是通过与外部威胁国家联盟而制衡国内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第一要务就是延续政治生命，所以国内威胁是其首要制衡之处。

 

　　另有其他一些学者，则强调其他国内政治因素对联盟形成的重要作用。[17]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N. Barnett) 和杰克·利维(Jack S. Levy)两位学者认为，国内政治经济对于国家平衡联盟与国内动员两种增加国家安全的手段时，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制约可能限制国家动员国内资源以增加安全，因而影响掌权精英的利益。由此，领导决策者更倾向于寻求外部联盟的方式。其次，寻求外部联盟是获得打击国内政权威胁的物质力量的有效手段。[18]另有学者强调单位国家的属性、基本的政治制度相似性、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于国家联盟形成的促进作用。认为属性相似的国家更易联盟，而制衡相关异质的国家。[19]强调国内政治因素对于联盟形成的重要性的分析，大都是对一些发展中小国联盟的分析，其理由在于：相比而言，小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对对外政策具有更大的制约作用。

 

　　综上，我们分别探讨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盟形成理论。这两种理性主义论的基本分析逻辑为联盟的形成只是一种战略理性选择，诸如制衡（制衡实力最为强大国家、制衡国内的政治威胁与压力等），以及国家联盟的动机也存在追求利益回报的一面。如此，理性主义的观点综合了防御性与进攻性两种基本的联盟类型。我们认为，理性主义联盟形成理论并没有单独将信任问题作为联盟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探讨。换言之，理性主义的先验假定为：联盟形成是一种理性选择过程，而信任只是战略性的考虑或产物。因此，信任问题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变得无足轻重。国家之间是否产生信任，并不影响联盟的形成与否。这种对于信任问题的忽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联盟之间为何所观测到的信任类型及程度不一，以及既然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之上的联盟却命运天壤之别。因此，我们认为理性主义者的解释尽管占据当今联盟形成理论的主流范式地位，但其对信任问题的忽视，必然带来了解释力上的局限。要完整正确地理解联盟信任的形成，必须考察认知因素的重要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简要评述认知主义联盟形成理论，考察认知主义是否能为我们探讨信任问题提供很好的路径与知识贡献。

 

　　2．认知主义联盟形成理论

 

 

　　冷战后兴起的温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关注联盟形成问题，其核心变量为规范与认同(norms and identity)，是为一种文化路径。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等建构主义学者提出观念与认同因素对于国家选择联盟时的重要性，并且一些学者进行了系列的实证研究[20]。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比较北约形成与东亚安全组织时，指出了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建立起多边机构，而在东亚国家之间却无法实现，其理由主要为美欧联盟是一种价值体系的文明共同体，这些价值体系由种族、历史记忆、文化和宗教等因素构成；价值体系促进联盟组织成为一种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法制等价值理念的文明共同体[21]。托马斯·里斯卡朋(Thomas Risse-Kappen)综合民主和平、联盟作为国际制度的价值以及安全共同体等多种变量，认为规范、安全共同体集体身份等价值观念对于北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联盟形成与发展的自由建构主义理论。[22]

 

　　国内有学者将组织利益联盟理论与建构主义联盟理论评介为“认知联盟理论”[23]。事实上，这反映了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联盟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或努力，即大部分学者不遗余力地将认知因素吸纳进联盟政治理论研究框架之中，即使是现实主义学者亦或多或少地综合了知觉、制度与认同等变量。

 

 

　　现实主义者认为联盟形成于权力制衡的过程之中，随后这种解释受到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批判和修订。最为典型的是新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对权力制衡论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威胁制衡论。在沃尔特看来，权力与威胁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中间必须加入决策者/领导人的一个认知因素。由权力转化为他者的威胁认知，这是一个对行为体的实力、攻击意图、属性判断以及信息处理的复杂的心理学过程。其中，在特定情境中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还具有特殊的影响。而且，对于威胁程度的认知，受到系列的变量与因素的制约，具体为总体实力、地理意义上的相近性、攻击能力以及侵略意图等[24]。斯蒂芬·沃尔特认为联盟起源的四个因素为：对威胁的反应（采取制衡与见风使舵/追随两种策略）、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对他国国内政治的干预。他仔细分析了国家面对威胁时采取制衡与追随策略的不同假设。[25]在对1955-1979年中东地区的结盟现实进行实证分析之后，他认为联盟起源于国家对威胁的制衡反应，即国家所受到的外部威胁知觉越大，国家越倾向于寻求联盟以制衡威胁。由此，联盟成因于国家制衡自身受到的威胁知觉。

 

　　如何评价上述学术研究取向与努力呢？威胁制衡论仅仅是增加一个威胁的变量，建构主义的规范与认同路径试图说明威胁的来源，以及联盟之间认同是如何形成。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联盟形成理论中所强调认知因素，将情绪与情感因素排除在其分析架构之外。如将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我们的感受(we-ness feelings)仅仅看作是纯粹的认知信念(cognitive beliefs)[26]。这与冷战结束以来认知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中关于认知与情绪关系探究的总体趋向不相吻合。在一篇对心理学在安全研究领域应用情况进行学术评判的文章中，美国学者詹姆士·戈德吉尔(James M. Goldgeier)指出：

 

　　国际舞台上，为了应对内部和外部威胁而增加自身的安全，国家为什么会寻求盟友，成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过去20年来的主要著作集中于运用知觉因素解释国家的联盟战略：威胁知觉、对攻防战略和能力优势的知觉以及均势知觉。在上述著作当中，作者明显忽视了这些知觉是如何产生的问题。[27]

 

　　探讨知觉与错误知觉的起源与机制，这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议题，由此表明联盟政治研究中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彰显着认知心理学/社会认知理论对于联盟政治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

 

 

　　历史学习论的一个基本假定为历史发展具有相似性，甚至可以重复。从历史观而言，这是一种类似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探讨学习变量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自从对外政策分析学科发展之初就已有之。历史学习的基本理论假设为：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学习能力，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与战略的选择与形成。[28]联盟也是常见的一种国家对外政策，因此联盟的形成与否，以及与谁联盟往往与一个国家对于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学习直接关联。这种以学习认知变量为核心的联盟形成理论，属于认知主义的一种。

 

　　学习理论的出现，直接产生于对现实主义联盟形成理论的不满，尤其是当今现实主义中最为重要的威胁制衡论。威胁制衡论的基本假设为，如果国家受到的威胁知觉越大，国家就越有可能加入或寻求联盟支持。但是这一假设与国际关系经验事实存在不符之处，如“在20世纪，一些国家只是在其自身威胁很小的情况下选择联盟；而另外一些国家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仍旧岿然不动，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29]作为二战后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军事联盟组织——北约成立时，挪威、丹麦以及比利时等国家，在面临着苏联巨大的威胁知觉时，寻求与西欧大国、美国组建联盟。这符合新现实主义的联盟选择预测。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如瑞士、爱尔兰等在同样的苏联威胁知觉面前，却保持了中立的外交政策。因此，现实主义的威胁反应论具有一定的局限，单纯威胁变量难以完全说明国家的联盟行为与选择。故美国学者丹·赖特在批判现实主义联盟形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经验与学习决定国家选择中立还是联盟政策，这一假设与小国联盟行为更为匹配。[30]

 

　　上述三种认知主义的联盟形成论，通过引入认知变量（认同、知觉与学习），增大了联盟形成理论的解释力与解释范围。但是认知主义同样并没有对信任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在认同理论当中，也仅仅是认为信任是认同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将信任问题视为假定条件，而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并没有揭示信任问题对于联盟形成及发展的意义。此外，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与约翰·特纳(John Turner)对小团体认同问题的经典研究，表明信任与认同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信任是认同的原因，而是认同成为信任的原因。[31]由此可见，认知主义者也未给我们提供太多有效的分析路径，信任问题在认知主义者那里也未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此外，认知主义关于信任的假设是一种冷认知的观点，即将信任的情绪维度排除在外。这种纯认知的信任观，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太多关于信任问题的知识增量。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两种主流的联盟形成理论并未提供一种合适的信任分析议题、框架以及知识路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评析国际关系研究中既有的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以此试图获得一定的理论灵感与分析架构。

 

　　3．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研究

 

　　正如前文所言，信任对于人类关系与事务的重要性是不言自喻的，在国际关系当中亦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探讨，却是寥寥可数。正如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黛博拉·拉森(Deborah W. Larson)所言：“然而，尽管信任问题很重要，在国际关系学界却没有信任理论。学者通常认为信任与不信任是促使国际冲突爆发的一种深层次原因，并据此进行讨论。”[32]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对信任问题进行了零星的讨论。我们将现有的论述概括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理性选择论。理性主义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与假设，是建立于战略利益或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之上。[33]这也就是拉森所说的硬核现实主义者(hard-core realists)和弱式现实主义者(softer realists)关于信任与合作的观点。硬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来源于国家追求利益的自私动机，由于战略利益上不可避免的矛盾，国家之间信任很难形成；弱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来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之间彼此对对方意图的难以把握，因此不确定性成为信任难以形成的原因。其实，信任形成的理性选择论与联盟形成的理性选择论，二者逻辑路径如出一辙。理性主义者的基本论点就是强调国家追求自我私利的先验动机。这也就是，在理性主义者那里，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避免，属于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总之，理性主义者认为信任产生于外在刺激、情境、透明度等的反应。

 

　　第二，社会心理论。拉森在对理性选择论、国内结构压力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心理学对于解释国际关系中信任与不信任问题的论点。[34]在社会心理学看来，国家之间信任难以形成的原因，在于决策者对对方动机与意图的错误知觉。由于固有认知机制的作用，决策者往往误解对方的意图，甚至是合作性的愿望与意图。这些认知机制包括归因偏见、知觉的时滞等。所以，根据拉森的研究，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是一种错失的机会，即本能达成信任与合作。她提出信任的建立，必须遵循先小范围合作互惠，再逐步扩展。这种观点也与20世纪6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提出的逐步回报战略(Gradual Reciprocation in Tension-Reduction, GRIT)一致，即通过由点及面的合作，逐步建立起双方的信任。[35]

对于信任形成的认知研究，除上述的社会心理路径之外，还包括其他的诸如学习、认同路径。如学习理论强调过去行为可以预测将来的行为，因此信任来源于对对方的过去行为的学习。“当决定是否将自身利益委信于他人时，政治学习理论认为潜在的信任者将会思考与被信任者的互动，比如过去已经证明可靠的行为，在将来也是可信的；而那些过去不可靠的行为，除非有新的证据表明这些行为现在更可靠了，否则不会被信任。”[36]关于信任的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表明，群体之间形成的内群体 (in-group)与外群体 (out-group)的区分[37]，这种群体边界认同的产生，将影响群体内外成员的信任产生。最为典型的结果是内群体信任与外群体歧视。所以，认同是信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群体内的信任。[38]这是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的结论。[39]

 

　　在综述两种基本的国际关系信任研究之后，我们接下来对这些零散的研究进行系统评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探讨联盟形成中信任问题分析的可借鉴与不足之处。第一，现有国际关系信任研究的基本研究目标为：大部分将信任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把信任本身当作一个问题。第二，信任问题的研究与国际冲突的解决紧密相连。其实，与其说是信任研究，不如说是如何减少不信任，促成国际合作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于减少对手、敌人之间的不信任，树立对手之间的信任因素，以达到冲突解决的效果。换言之，现有的信任研究并未涉及到盟友之间信任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或者认为盟友间的信任产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需要加以探讨。第三，现有的信任研究将信任看作是一个常量，而不是一个变量。因此，现有研究着重在探讨如何消除不信任，建立信任的基本措施与方法，而没有进一步探讨树立何种信任？如何树立？由此导致了什么国际关系后果？等等。第四，理性选择论立基于经济学、博弈论基础，将信任看作是一种战略选择的附带产品。在这种视角看来，信任仅仅是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结果。由此，忽视了情绪之于信任的重要意义。如果把信任看作是外在刺激与环境的产物，那么理性主义者的解释并未解释任何东西，也未提供任何关于信任的知识增量。[40]

 

 

　　基于上述综述与评析，我们认为现有的联盟形成理论以及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对于联盟形成中的信任问题并未提供十分有效的理论工具、分析架构。因此，对于联盟形成中的信任问题的解释力有限。此外，很难说现有的联盟形成理论提出了进行信任形成研究这一十分重要的学术命题，遑论提供系统的学理解释。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国际关系领域，与丰富的信任实践相比，国际关系信任研究仍处于非常稚嫩的阶段；对于国际政治中的联盟形成理论而言，信任问题并没有成为诸多理论家的常设议题。然而，在国际安全研究当中，信任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是经典的安全困境、无政府状态等国际结构压力，还是如今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它们的微观心理基础都与信任问题密不可分。如此，如何构建一种成熟的信任理论、联盟信任形成理论，成为当今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理性主义者在博弈论基础上探讨联盟信任是如何通过理性计算而形成，事实上，信任的类型并没有理性主义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同时，信任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纯认知。换言之，我们在强调认知计算性的同时，必须注意到，信任有时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性的信念，甚至是一种态度及道德资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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