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是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事。”^[1]进入21世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成为人类社会两大历史命题。中国认为，世界潮流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也被确定为“和平发展”。2005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走和平这条道路是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国际道义讲都注定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经久持续的把发展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促进与世界的合作。

 

　　和平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是：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利益共赢；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 走“和平发展”道路，更要坚持“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结合”的利益观、“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共同繁荣”的发展观和“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3]（P139-142）} 坚持和平发展，实现发展的最终目标，亦即我国提倡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理论层面：“大国政治的悲剧”和“中国威胁论”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斗争。西方一些学者如保罗·肯尼迪、米尔斯海默都把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兴衰、沉浮交替视为一种规律现象。同时认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会加深国际政治结构中的不确定性，必然引起霸权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之心，导致常态下的国家关系骤然陷入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中。赫德利·布尔也认为，“国际政治体系缺乏实现和平变革的机制，国家严重依赖战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4]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任何国际体系，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在的，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只要人类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必然会产生安全困境，大国的崛起成为重要的变量，并往往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乃至战争。21世纪依然是一个争取强权的时代，“安全困境”和大国崛起依然是客观现实存在。

 

　　以此为理论依据产生的“中国威胁论”，按照一些国家学者、政客的观点，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现状不满，从而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挑战国家。2005年3月，《美国国家防务战略》再次把“传统挑战”，这里虽未提中国的名，但针对中国之心不言自明。美国《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号发表了题为《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该刊编者特为该文撰写的编者按称：“对于美国而言，中东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将决定21世纪的发展方向。中国将是美国更有威胁的对手，俄罗斯从未达到过中国的威胁程度。”^[5]日本学者中西辉正断言，在2010年前后，形成亚洲新格局的时候，中国将超级大国化，并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同过去超级大国一样的态度，从而成为亚洲的“威胁”。^[6]

2 .现实层面 ：“遏制围堵”政策、“平衡”政策、霸权干预下的“热点问题”

 

　　美国“遏制”中国的具体途径有：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战略伙伴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依托巩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努力填补世界战略格局变化过程中中国周边地区的政治真空，建立针对中国的隐形的包围圈，进一步贯彻其扩展战略；通过诸方面优势，对中国各方面施加影响。^{[7]（P338）}  日本则利用经济外交和美日基轴外交不时在中日关系上闹些风波。2005年2月举行的日美“2+2”会议上，日美明确提出将“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作为其在亚太的共同战略目标。小布什上台后，“遏制加接触”成为对华政策主流。

 

　　除此之外，美国加强与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向印度、蒙古示好，利用反恐进驻中亚，俨然形成遏制中国的地缘包围圈。这些国家也积极迎合美国。印度于1998年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进行了核试验。东盟各国一方面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拉日韩以平衡中国。蒙古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及亚太各国的经贸关系，以便借助“对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具有影响的第三支力量”来平衡单纯依靠两大邻国所带来的经济安全方面的风险。^[8]同时，周边地区的“热点”也看不到“减温”的迹象。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以及阿富汗重建等问题的复杂性都与美国处心积虑的构造单极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

 

　　冷战后的世界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但它毕竟提供了比冷战两极对立时期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活动空间、和开展全方位外交的良好外部环境。如何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理与其它各国的关系，是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 伙伴关系的内涵、特点

 

　　伙伴关系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大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同盟国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次是指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关系；第三层是以前关系平淡的国家准备提升和发展关系；第四层次是原敌对或对立的国家调整政策，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而建立的关系。^{[9]（P6-7）}

 

　　冷战后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包含了后三个层次，其核心是“三不”（即不对抗、不称霸、不针对第三国），视对方为伙伴而非敌手，彼此共同致力于建立并发展平等、互利、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坚定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其特点表现在：（1）平等性。构成伙伴关系的双方出于自愿，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态度上是积极的。（2）互利合作性。双方摒弃传统的“零—和”（zero-sum）思维，秉承“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以互信为基础，开展坦诚合作，实现双赢目的。（3）持续性。伙伴关系并非某国一时之需，而是一种政策需求和战略意向，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国家关系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友好平静的状态，双方乐于将其长期保持下去。（4）非排他性。伙伴关系能被更多国家接受，缘于其积极的、非排他的特性，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

 

　　2.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平等互利友好关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一步发展起与各国的“伙伴关系”，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伙伴关系的理念与实践表明，中国是国际社会的积极合作者，是国际体系的积极融入者，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推进者。

 

　　（1）与主要大国（或国家联合体）之间伙伴关系的发展

 

　　同大国（或国家联合体）之间发展伙伴关系是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联系加强，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借重加强，“全球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使相互冲突的成本日益增加的必然要求。

 

　　1996年，中俄将1994年确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法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1月，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10月，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11月，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10月，中欧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1月，中法建立“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5月，中德宣布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

 

　　（2）与周边国家（或国家联合体）之间伙伴关系的发展

 

　　长期以来，周边地带是中国安全和发展的“生命地带”。从地缘政治来说，周边地区既是中国安全疆界的延伸，也是中国安全的保障。^{[10]（P23）}因此，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力求使周边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依托、安全上的屏障、经济上的合作对象”成为外交工作的重点。

 

　　1998年，中韩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中蒙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5年4月，中印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另外，中哈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中印（印尼）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菲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

 

　　此外，中国与两个重要的周边地区国家联盟的关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97年底，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同时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SCO）六国元首在塔什干宣言中确认彼此成为平等伙伴力求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3）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积极发展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96年，江泽民主席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将遵循“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对非关系基本原则，与非洲国家共建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上，确立了中非新型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地位。在中东地区，中国业已与叙利亚、沙特等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内容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拉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先后与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和秘鲁建立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智利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至此，中国已经建立了涵盖六大洲，包括上述地区主要大国、层次多样、特点不一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过程遵循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地缘政治战略，为新时期顺利开展各项外交工作、为和平发展提供了便利。

 

 

　　1、伙伴关系倡导的“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理念与 “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16字方针、“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及“和谐世界”的主张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1992年江泽民提出对美16字方针突出代表了中国在处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政治上互信、经济上合作、战略上不搞对抗是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大国对世界的贡献。亲仁善邻，是中国千年传承的优良传统。“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摒弃了以强凌弱、推行强权的霸权思想，体现了中国政府渴望与周边国家和平友好相处、相互鼓励、共同发展，实现富国，把边界建设成和平友好的边界。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阐明了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和信心。共建“和谐世界”需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需要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使21世纪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应该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维护世界的多样性；需要维护联合国权威。

 

　　2、伙伴关系以“平等协商”为主题的政治主张，顺应了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创造着对中国和平发展有利的政治环境。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中形成的诸如竞争共处、利益均衡、相互尊重、彼此制约、协商对话等基本原则影响着大国关系的不断调整，大国关系出现了既竞争又合作、合作中有争斗、斗争中有妥协、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的局面。中国强调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不会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并且始终把时代主题、国际形势、世界格局、地区安全、国际新秩序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战略竞争者”到“坦诚、建设性与合作”的“三C”关系,再到“复杂、纠缠、全面”的“新三C”关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将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表明了美国政府需要“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实践表明，像中美这样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如相互为敌、搞紧张、闹对抗，无论对两国还是对世界，都是百害而无一利；如能相互尊重对方，在平等基础上寻求并加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11]

 

　　中日关系自小泉上台以来跌至历史低点。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给人们的启示是：中日发展互利合作和平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相比之下，中俄、中欧伙伴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俄两国确立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政治基础；彼此承诺在相互关系中严格遵守"相互尊重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并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保障。中欧双方在国际社会中相互借重，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并开展了有益的合作。“中国-欧盟合作的伙伴关系的动力不仅来自欧盟总部和欧盟机构自身”，还来自于中国对欧盟成员的双边关系。^{[12]（P251）}

 

　　周边外交在2005年也取得了很大成果。胡锦涛主席先后访问了文莱、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并参加了亚非峰会和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

 

　　3、伙伴关系以“互利合作”为主题的经济主张，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创造着对中国和平发展有利的经济环境。

 

　　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经济利益又是国家利益的直接体现。中国不断加强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1696亿美元，中欧达1772亿美元，中日为1500亿美元，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也达到了1059亿美元。

 

　　此外，中国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2001年，在文莱举行的“10+1”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还相继启动了“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中国—智利、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巴基斯坦等自由贸易区谈判。同时，中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截至目前，中国已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66亿人民币对华债务。

 

　　4、伙伴关系以“共存、共荣”的文化主张，为中国创造着多样的世界并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文化交往也是中国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走上快车道。2003年10月至2005年7月，中法先后在对方举办文化节；2005年4月，中印决定用一年的时间，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加强两国的友好交流，共建“中印友好文化年”；2005年11月，英伦奏响中国《盛世华章》；2006年至2007年，俄中也将在对方举办文化年。

 

　　中国通过文化交流这个“软渠道”，既加强了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共同繁荣，又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不断树立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05年4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发表了“中国重新崛起，世界实现共赢”的演讲。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强大。”^[13] 2006年3月16日《参考消息》刊登的“拉美中国观调查”显示：墨西哥人看中国，“威胁的看法是愚蠢的”；巴西人看中国，“一个充满机会的海洋”；阿根廷人看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冷战后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发展，表明其不仅具有真正的合理性，也具有切实的可行性。中国发展伙伴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这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伙伴关系在21世纪头20年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国能够获取多方面的可以借助的外交资源，使国际战略空间更为广阔，国际战略态势更为有利。^{[14]（P69）} 另一方面又让世界充满了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期待。

 

　　进入新世纪，国际社会依然存在着冲突因素，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且日益突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尤其是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国家。各国人民渴望享有持久的世界和平，渴望21世纪成为和平、安全、合作、发展的世纪，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朝鲜半岛核问题、联合国改革等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实践伙伴外交战略所取得的成绩，让人们对未来中国寄予厚望。中国一方面需要立足国内，不断使国内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全球，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为基础建立伙伴关系，以通过对话实现互信为前提维持伙伴关系，以互利合作为动力巩固伙伴关系，不断克服障碍，共建民主、和睦、公正、包容、发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