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谈方法论之前，我们必须先说明两个哲学问题。第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具体的含义是：1.世界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而人的认识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认识，因而会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如以前的人就以为只有木头才能造船，而现在人们就知道金属也能造船。2.对世界的正确反映----也即我们所说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牛顿力学就是例子，虽然有亿万次的事例证明牛顿引力定律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但一次日全食的观测就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正确的，也证明了牛顿的引力定律是有错误的。“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说的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肯尼斯.华尔兹也说过“没有任何来自经验的知识是绝对正确的，这是一个被康德建立的，并被自然科学家所广泛接受的命题”。（Nothing is ever both empirical and absolutely ture，a proposition established by Immanuel Kant and now widely accepted at least by nature scientists。）《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5）。波普尔也有这样的结论：“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有错误，或者是包含着潜藏的错误，并且总有一天会被证伪，从而因为经不起检验而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可不再是‘真理’和‘正确’的同义词，相反，贯穿全部可发展始终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真理与错误的矛盾，科学之所以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根源就在于这个永远不能解决的矛盾。”

 

　　第二.机械论的模式不能直接套用于复杂的社会科学，由于过去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人们习惯于使用已获成功的办法来处理新的事物。经常见到的例子是卡尔.波普尔的“猜想------反驳”的证伪方法被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构建上。大多数的西方理论家喜欢照搬他的证伪模式，经常提出假设、变量、检验类似科学的实验模式。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这样把机械论的观点运用到社会科学里面来的谬误。

 

　　假设一个由十人组成的群体，群体里的每个人都具有十个影响群体决定的因素，如想到那里去每个人有十个选择。那么群体里的两个人相互作用就可以形成一百种不同路线的行程，三个人就有1000种不同的行程模式，十个人在理论上的行程模式就有一百亿种。大家想想，这么简单的，才由十个人组成的群体就有这么多的决定模式。那么一个由一百万人的群体组成的小社会有多少种对外反应模式？拥有一个亿人口的国家呢？可以说复杂群体的决定模式不是由简单的机械论就可以推论出来的。再有，人是高级的有机生命体，它并不能象产品一样可以简单的实验和验证，而且社会科学的验证时间相当的长，一辈子只能了解一个短暂的局部，不能有时间来进行社会科学的验证和总结。因此“猜想------反驳”的证伪模式只适用于科学发明而对国际关系并不适用。

 

　　逻辑实证的方法就被卡尔.波普尔批判过：“科学发明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对于重复出现的事物的观察。因此，由于优先考虑重复性而导致的归纳法理论是靠不住的”。他的言论在关于科学发明上面或许有道理，但在哲学层面的认识论上我们就不敢苟同了。实证哲学不能照搬来套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因为实证哲学的“机械论”逻辑，它源于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深受经典物理学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似乎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就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的奥秘。实证论者注重逻辑推理和事实验证，但逻辑推理的关键是对于事物的定义，也就是说对事物的定义是逻辑推理的基础。后来的弗雷格和罗素发现了逻辑推理有天然的缺陷：那就是 罗素“悖论”。它产生于语句的主谓歧义。为了使严密的逻辑推理可以在任何条件下进行，他们发明了用数理逻辑来替代语句逻辑进行推理的模式，这就是罗素典型的 “2+2=4”。解决悖论的问题最终转化为定义的问题。在这之前，弗雷格却发现体现完美逻辑推理的数学体系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严格的定义。例如要定义“极限”这一概念，必须定义“数列”，定义数列必须依赖实数的定义，而“实数”的定义又有赖于对自然数的定义，而自然数的定义却无法精确的作出，即使连最简单的“一”都无法精确定义。

例如一张椅子它由一些木头组成，而木头又由众多的纤维组成，而纤维又是由有机分子组成，有机分子又是由不同的原子组成，根本无法定义椅子是什么。即使面对自然界最简单的物质氢气都难以定义“一”是什么，因为氢分子由两个原子组成，而氢原子又由电子和质子组成，在推究下去还能到中微子、以至到超玄的结构。“一”没有具体的代表，也无法精确的定义，这就是西方哲学界的所谓“哲学丑闻”。即便是罗素认为“2+2=4”这样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模式也并不严密，因为等式并不是如罗素所讲的那样永远都是等于四。两个人加两个人有可能是四个人，也有可能是三个或两个人（如果相互仇杀），也有可能是五个或六个（男女繁殖生育）；氢气和二氧化碳加氧气和氮气也是二加二，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多少很难讲，因为随外部条件的不同和内部条件的不同（分量的多少）会有不同的结果（反应后生成不同的化合物）。因此实证的逻辑推理加验证方法不但不能完全适应自然科学，也不能够适合于复杂的社会科学。

 

　　在早就已经开始的经济学研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学科,但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判断出于不断失误中。这是因为经济学涉及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因素，人是无法简单定义的变量，而经济学采用传统逻辑来设定变量就会经常出错。社会科学研究的也是人,人是一种至少目前来看无法测量的变量,人不能像化学与物理中的变量一样,在重复同样的温度、压力等环境因素下，可以重复相同的结果。复杂的社会科学模式是不能够简单的套用机械论原理来进行逻辑推理和验证的。现在的股票价格预测理论多如牛毛（如：短裙理论、橄榄球理论、天气变化理论、飞镖选择、…..），但却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准确和科学的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怎么办？东方哲学提供了良好的范式，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是：东方哲学注重于怎么在大量模糊信息里获取有用的优选信息。而中国的语言更是模糊优选的天然训练模式[注1]。因此想进行准确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到古老的东方智慧里面来寻找灵感，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当然也要汲取东方智慧的养分。

 

    举几个例子说明东方智慧的高深。上世纪初西方哲学家弗雷格才明白“一”是无法定义的，也因此而引发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怀疑，因为哲学依靠的逻辑推理过程由于定义无法准确下而不能完整进行，这也就是“哲学困境”。而老子的《道德经》虽然才五千字却包罗万象含义深远，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定义“一”的，“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抿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寻寻兮不可名也，复归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恍惚。随之而不见其后，迎着而不见其首。”（《道德经》14篇）。老子描述的就是微观的量子力学知识所描述的现象，只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才能如此的超越时空并保持着正确性。现代系统论讲明整个世界、太阳系、银河系、宇宙、……等等都是大系统，各系统之间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而佛教的哲学早就讲清楚世上万物都有因果，因果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个体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同样也是系统，也会相互的作用和联系，因此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观察人和国际社会应该更为的准确。

 

　　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包含着几层含义，一是哲学含义也即认识论，正确的认识是从什么途径来的，用什么科学的模式获取有相关正确知识；二是方法论，即采用什么方法才可以理解发展趋势、预测发展趋势、找到矛盾和矛盾的解决办法等；三.分析判断的方法论；四.避免使用错误方法论。下面详细论述：

 

 

    认识论就是正确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西方哲学的传统方法就是“归纳、逻辑推理”，但卡尔.波普尔发现人们只要看到一次违反牛顿定律的事实就可以否认牛顿定律的正确，他就此发明出了与传统实证方法不一样的“猜想---反驳”这样的证伪方法论。波普尔轻视归纳法和基础论的观点可能只适用于科学发明，而不适用于社会科学。他反对传统知识论之中的归纳法、基础理论和证实，强调“猜想—反驳”的方法。这使得他的证伪的方法很容易就会引起别人误解，而导致人们忽视对广泛的基础知识学习。须知波普尔的发明灵感是从他积累的大量基础知识中产生的。波普尔说“归纳能够达到具有高概率的真实性理论，是平凡琐屑的，而科学的发明和理论是大胆的猜测，它们在常识看来是不可信的猜测”，他的言论起到不良的诱导作用，谁也没有注意到波普尔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只看到他的“猜想与反驳”。这导致了很多的学科理论都套用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只注重猜想和验证。并且这些新的理论都心存侥幸，希望自己的理论碰巧就是可以解释一切的通用理论，大大的偏离了理性的轨道。须知人类的真知要靠不断积累、不断的验证和修改，从来就没有宗教式的一次性真知。

 

    最好的认识模式应该是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而产生的《实践论》，先介绍一下实践论。实践论由毛泽东1937年所写，具体内容：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直接指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并且指出人的认识一点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2.讲认识的发展过程。在实践中，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产生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对事物现象片面的、外部联系的认识。社会实践的反复多次，经过人脑的加工制作工夫、产生了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重要，因为理性认识已经是对事物本质的、全体的 内部联系的认识。认识的真正任务是在经过感性认识而达到理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认识过程并没有完成。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能动的改造世界，并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在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的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认识运动总规律和全过程。并且指出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没有完结。《实践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认识规律。它说明人的认识并不是凭空构想的，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感官认识和经验积，经验积累又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自己的实践和感官经验，而间接经验是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在国际关系研究里面，学者们所运用的多是间接经验，他们很多都是引用以前的哲学思想、政治逻辑、历史经验。《实践论》告诉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实践来妄谈理论，因此国际关系的构建必须要总结历史上有益的经验，像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们把历史割断，只研究1648年后的欧洲国家间关系发展，这就有失偏颇，难以总结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几千年的历史，只考证500年的历史而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没有普遍性规律的。还有地域上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们只注重于欧美国家的研究，这样的经验出来当然对其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不适应。

 

    再看认识循环往复的例子，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这样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全部放开，让市场经济自然调控，经济秩序就可以自己达到和谐与平衡，也可以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时斯密的理论确实使得欧美国家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可是到了1929-1933年这期间，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不能够完全的调节生产与供给。这使得人们反思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大家明白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的和谐调控，必须有所改进。之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采取了政府调控经济的措施，结果大大的改变了经济的委靡状态，加上那时的苏联也是因为实行政府主导经济的政府调控措施而取得显著的经济成果，美国和苏联的成功经验使政府调控成为了20世纪中期的主导经济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陆续出现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情况，这又促使各国政府反思政府主导调控政策的合理性，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又重新回到了主导的位置，但这次的市场经济又与斯密时代的完全市场经济不一样，各国政府还保留着一些政府调控的措施。这整个经济政策变化发展过程，完全应验证明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螺旋上升”认识模式的正确，也应证了《实践论》具有科学的指导性。

 

　　再用《实践论》的认识模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来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家都认可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提出“十四点”计划是为了构建一个国际秩序，也就是所谓的超国家组织。国际联盟构想的主要思想来源于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前人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可以说理想主义是幼稚的国际关系理论。1939年爱德华.卡尔写的《二十年危机》指出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弊病，他寻找出国家的主要力量来源是权力，而且他在所处的时代也看到了道德的失效和国际秩序建立的艰难。1948年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在卡尔的权力基础上再发挥，其思想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就此现实主义思想初步成型。其后的国际关系学者试图将国际关系理论的表述转化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理论，它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呈现了有序的一面。很多研究者都潜入历史中寻找思想结晶来解释现状。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运用了卡尔.波普尔1963年写的《猜想与反驳》里面的科学证伪模式，他把“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直接套用于国际关系理论，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化。国际关系研究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呈现了多方面解释的繁荣局面“民主和平论”、“单极论”、“多极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女权主义”、“全球化”等等相关理论相继产生。这其中较有影响的“建构理论”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水平之上，它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这个理论从构建方面来解释国际关系，也就是使用动态的方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关系。由于温特采取的是动态分析法，因此解释力很强，可以随个种形势的变化来解释国际关系，故而建构主义成为了上世纪末最为热门的国际关系理论。

 

    从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还是遵循“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后面出来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后面的研究者发现前面研究者的错误和不严密，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修改和创新，进而再推出新的理论。但遗憾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众多研究者都无法跳出套用自然科学理论窠臼，他们没看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存在着巨大的不同点，或许是有人意识到，但无法创新，只能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但不正确的理论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的国力和国际威信大受损伤，美国独断专行的国家行为主要是受了霸权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超级的大国，美国的实力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匹敌了，世界上的秩序现在应该由美国来制定。因此美国的布什总统就毫无顾忌的、照美国的利益意愿对世界秩序实施改造。随着就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行动实施。结果是美国现在焦头烂额，在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方面遭受极大的挫折。现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开始反思“唯力量的权力模式”是否适应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是否是无政府状态所引申出来的无秩序？道德的力量、公众的利益等规则是如何作用于违反规则的强者身上？无疑，道德规则将回归国际关系研究，也将占据一定的位置。这是对《实践论》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认识论模式很好证明。

 

　　《实践论》的认识基础是建立在实践和前人认识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个认识论模式不受流派、不受具体某种理论的限制，只要是有用的、合理的直接和间接经验都可以取而用之。马克思就说过“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意指他的成绩是综合前人的经验所取得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不繁复，大都是一针见血的，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列宁的城市工人革命、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斯密“看不见的手”、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和货币通论”、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修昔底德揭示的为追求国家自身安全而造成的国家竞争心理和行为，……等等都说明真理是不繁复的、一针见血的。“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这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普里戈金的观点。但是这些简洁的、针对复杂社会的科学见解都是建立在分析总结大量前人思想和经验上的，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就妄想要进行“猜想与反驳”是难以行得通的。《实践论》的认识论模式是我们确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不将以往的理论或经验教条化，寻找以往理论的错误进行改进，继承以往理论的合理内核，综合的、“循环往复”的螺旋上进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模式。

 

 

　　这里所指的方法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学习知识、总结知识的方法。大家知道分析和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找到导致问题发生的所在。这用古代的中国观点表述就是中庸的观点，中庸是寻找事物里面的“几”理，也即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现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矛盾论》，它是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文章是结合中庸观点和辩证法写出来的。具体内容如下：

 

　　1.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辨证法的最根本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2.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每一事物的矛盾极其每一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和普遍根据；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能确定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从而正确的辨别事物。对于矛盾特殊性的研究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关于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各方面的矛盾。研究矛盾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精髓，不懂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3.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主要矛盾是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主要矛盾的方面是指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研究主要矛盾可以让我们认清事物的本质，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4.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和互相斗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包含着斗争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的斗争性包含着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形式。对抗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

 

　　《矛盾论》是易经里的阴阳转化原理、中庸的抓要点原理结合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实用性。下面举例说明。

 

　　研究国际关系首要的要明白什么是国与国之间的关键？也就是什么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矛盾？西方研究者总结出很多：权力、均势、无政府状态、文明冲突、……等等。权力对于重要的大国来说可以说的过去，但对于小国来说意义就不大，小国要争取的只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因此权力的概念缺乏普遍性。均势虽然具有普遍性的共识，但并不是各个国家追求的首要目的。无政府状态虽然可以说明现状，但不是本质，世界上很多有序、有组织的事实和例子可以证明无政府状态假设的谬误。文明冲突只是矛盾的特殊性表现而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相同的文明也避免不了冲突。

 

　　遵照矛盾论的观点，我们可以找出具有共性的矛盾，那就是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可以论断：国家不论大小、性质、或文化，它们所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国家利益，种种的国际冲突和国际矛盾都是因国家利益的不同而产生。权力只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利益才是全部国家的目的所在。因此根据矛盾论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我们可以确定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利益”。因此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必须从利益出发，也就是从经济利益的目的和理论点出发来确立研究模式。

 

　　在现今世界的国际关系里面，美国是主要的国家，美国的行为影响着所有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因此当今的美国是各国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和基础，必须把美国的行为模式摸透，才能准确的预判和掌握国际发展形势。在一定的时间后，美国衰落了，又肯定有其他的国家会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性国家。

 

　　再讲矛盾的发展和转化，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正面对立的敌对矛盾；到了70年代为了对抗共同敌人苏联，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转变成为一种即协作又有斗争矛盾的关系；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战略经济对话的关系，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但美国还是没有放弃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人的想法。现阶段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有依赖因此矛盾的斗争性是次要矛盾，经济协作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一旦美国度过了他们的经济难关了，中美之间关系的矛盾就会马上转变成为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中美关系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美国，他们如把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中美关系就呈现合作关系；他们如把中国作为斗争的对象，则中美关系的矛盾就会演化成斗争性的矛盾。因此美国的智囊务必要认清中美关系的实质，要尽力避免中美关系朝斗争性方面发展，影响矛盾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美国怎么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就怎么发展。

 

　　无论多么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运用矛盾论来分析都可以找出主要矛盾，找到主要矛盾也就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遵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认识范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认识的不断螺旋进化中，不断的调节自己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方法，不断的总结关于国际关系方面的真理。

 

　　三. 分析方法论

 

　　中国人对唯物辨证法理解的基础上还加以发展、运用，推导出中国式的“内因与外因”、“量变与质变”这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的来源于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毛选第五卷372页）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互相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即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双方又对立又统一，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着提挈事物的变化发展，决定着一事物想它事物的转化。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它来源于中国的古老智慧阴阳学说，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完美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是因为：

 

　　1.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相互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辩证法讲的是事物的存在与联系，事物联系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其根本内容则是互相对立的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这种关系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即事物内部的矛盾。辩证法又是讲发展的，事物发展的原理不是单一的。但最根本的动力、源泉则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正是事物内部存在着新与旧两个矛盾的方面的斗争和统一，才有事物自己的运动和发展，才有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可见，只有对立统一规律，才揭示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2.对立统一规律是贯穿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全部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说明联系和发展的。而联系和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立统一。事事包含矛盾（对立），矛盾互相依存（统一），对立统一规律贯穿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之中。

 

　　由对立统一规律再演化推导出“内因与外因”、“量变与质变”的分析方法。所谓内因是指一个确定事物或系统内部的个要素的对立统一。所谓外因即外部矛盾是指一个确定事物或系统同其他事物或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内因与外因同时存在，缺一不可。事物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时，既要看到内因，又要看到外因，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为什么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因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并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性质和方向。例如：美国的政治是由军工集团和石油寡头等所操纵，资本家的贪欲推动了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全然不顾国家长远和整体的利益。这就是美国发动伊战的内因。相反的从伊拉克来讲，萨达姆的暴政激起人民不满；秘密警察使得高层官员随时生活在恐惧中，导致他们产生反叛心理；发动战争侵略科威特使伊拉克在国际上孤立。这些是伊拉克方面导致伊战的内因（这又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外因）。如果没有这些内因，美国也不敢制造借口攻占伊拉克。为什么美国不打利比亚？不打伊朗？就是因为伊拉克自己的内因使美国选择了伊拉克为战争目标。美国的内因促使美国这个国家暴力成性。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量变即量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或者是其排列组合的变化。它是一种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是在度的范围内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根本性的变革。

 

　　质变是质的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突变或飞跃。它是一种显著的变化，是原有度的范围量变的中断，是根本性质的变化。

 

　　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辨证的：1.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本身虽然是突变，但不是偶然发生、凭空出现的。它是量变逐渐积累，超出度的范围和关节点的结果。普通的锡在一般情况下是金属，有延展性、能够导电、导热、有白色光泽当温度在零下18度时，锡就变成为灰锡，成了非金属，不能导电、导热，颜色是灰色的。2.质变引起新的量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

 

    我们也可以将量变与质变的原理运用于国际关系分析。美国持续的穷兵黩武，在它强盛的时候，虽然行动失败了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却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可是一旦失败积累多了以后，美国就会从兴盛开始转化为衰落，慢慢的发生了质变。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质变已经开始，这我们可以从它的经济扩张、军事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下降等各方面的表现上观察得到，这就是量变到质变。

 

    再说内因和外因，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表面上因素是外因，是因为担心遭受恐怖袭击。而实际上促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是美国的内因。美国的统治阶级是资本家和金融寡头，美国的军工集团和石油寡头们为了扩大他们的利润极需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国家的利益就这样被掌控政权的军工石油寡头转化成为侵略伊拉克的“反恐战争”，而实际上也就只有军工和石油集团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利。对于整个美国来讲，每天近三亿元美元的军事费用确实一个大的负担，而且美国因为编造借口侵略伊拉克，在政治上也损失了很多的信誉。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资本家追求集团利益策动政府发动的，内因为主。利弊得失的判断只是由掌控政府的代理人来判断，因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转移矛盾，帝国主义自取灭亡的种种推论还是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矛盾论》和《实践论》不单可以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也可以将它们运用于各个学科里面、各种不同的领域。人们只知道毛泽东是革命家，而忽略了他是哲学家的一面，对立统一规律就是他将辩证法和古代老子的思想、易经理论的完美结合。革命家已成为历史，但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深刻影响将是长期的。

 

　　四.系统论观点

 

　　现代出现的系统论，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以往西方人研究问题，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牛顿力学、电磁学、化学研究、空气动力等等都得益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因此西方人习惯于使用从局部推导出全局的研究方法，而且经常将之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是这样，设定什么变量或曲线，然后用改变变量的方法来分析事物，结果所分析的结论经常的与事实想违反。因为这样的研究不能有精确的定量变化分析，人类是最不可预测的变量。如果将主要由人的因素来决定的事物，采用简单的定量变化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关于人类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采用定性的方法来研究。例如气象学研究中就采用定性的系统论方法来进行预测，如大雨小雨、大雪小雪、大风强风等是定性判断。即使是具体的什么六级地震、十二级台风等表面是数量词表示的，实际上也都是确定性性质的预测词语，因为这些几级并不代表着就能具体精确的知道什么级别地震的能量是多少；什么级别台风的能量是多少与水汽含量是多少，这些级别只能概括性的定性词语。系统论是研究发展趋势的好方法，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系统论的方法都能够得到广泛地应用。系统论不仅为现代工农业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研究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好的方法论，系统观念正渗透到每个领域。特别是社科研究更应该坚持系统论观点。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里面要坚持系统论的观点。大家知道，现在的科学理论发展证实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受系统影响的。地球在太阳系里受系统的影响，如月亮影响地球；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受其他星系的影响；我们的气候变化受大气环流的影响，秘鲁沿岸地区的缺雨就要发生厄尔尼诺现象；大洋彼岸的蝴蝶翅膀抖动会影响这边的气候，说的都是系统论的观点。

 

　　系统论观点是中国古代一直坚持的哲学观点。《易经》将世界和宇宙万物进行归类，总结出天、地、人三极，三极组成八卦，卦与卦之间相互组合形成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代表着天地人万物的各种组合。易经将世界各种事物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抓住了阴阳的两大特性，以及天地与人这样的关键事物来演绎事物的变化发展，因此周易在很多预测方面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易经》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系统论的方法，在易经里有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分析量变和质变，这就需要具有系统论的观点才能明白。由于易经是高度概括的系统论，因此易经具有很好的科学性。现代的科学才能了解到的基因遗传（有效遗传基因六十四个）、原子里的有价电子（按八递进，决定原子性质）等等都与易经的观点想符合，这证明了从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的易经现在一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还适用于现代社会。看什么事物都存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的中医理论也是一个系统论，黄帝内经就是整个的人体视作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经络、血脉、肌肉、骨骼等等都是互相影响的，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中医的整个医治理论也是系统相关，眼睛不好有可能肾有问题、身体不好印堂下陷、…….等等都是系统论观点。中国人从日常生活到医疗到处世生存大都使用系统论观点，而且是自觉不自觉中的使用，习以为常。佛教是源自印度的宗教，它对于中国社会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有一个缘起缘灭、因缘相关的因果论观点。而因果论的观点就是一个系统论的观点，它讲究的是什么都有原因，表面上看无关联的事物，如福或者祸都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促使它们发生，对但个事物是因果，而整体看就是系统论的观点。

 

　　哲学的观点就是系统的观察，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个地区的水供应照道理讲与国际关系没关连的，可是这样的国家内部贡税问题却可以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就是因为水的自然供应情况发生变化而导致种族冲突，因而引发国际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

 

　　系统论观点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以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下雨、刮风，现在我们知道下雨是含水汽的云层与带冷空气时水汽凝结就会下雨，因此现在我们的气象预报可以非常准确的预报什么时候下雨或刮风。世界上很多的事物，我们看起来是不相关的，但当我们深入了解以后就会发现是相关的。例如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本是个体自然无意的行为，可是当人们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就会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抑制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样一个与国际关系无关的气体排放问题就成为了国际关系里面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有伊拉克足球队夺取了亚洲杯冠军，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体育比赛结果，但却对伊拉克乃至国际关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什叶派信徒、逊尼派信徒和库尔德人组成的伊拉克足球队通过合作努力夺取亚洲杯这一事件，在伊拉克起到了增强伊拉克整体民族感的作用，增强了伊拉克各族的凝聚力。这对已处于分裂境地的伊拉克是一个意外的强心针，它让伊拉克各族人民意识到团结努力之下才可以获得荣誉乃至利益。在足球事件的影响下，各族和各派的矛盾相应的减弱，又意外的让伊拉克困难复杂的局势出现了好转，从而美国也因为伊拉克局势的好转而减轻了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加是一种系统论的研究，割裂系统采取片面的研究方法必定会遭受挫折，就象前面提起到的美国采用了错误的国际关系理论导致了现在的困境。

 

　　系统的看问题和分析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必须坚持的方法。象现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采用的就不是系统的方法论，他们割断历史，只研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的国际关系结构，而且还只是研究欧洲和美国的情况，这样片面的研究国际关系肯定会出错而且不可避免的要走弯路。

 

　　五.避免使用错误的方法论

 

　　1.）不能教条。由于以前的科学技术落后，使得人类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阶段中。在节奏缓慢的发展中人类形成了使用以前成功经验的习惯，这本来是一个优良的习惯。但这个习惯如果套用于技术进步飞速、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发展中，就往往会出现“教条主义”、“机械论”、……等等错误。例如以前的“地心说”、“日心说”、“进化论”就遭到顽固势力的封杀。

 

　　教条主义的定义要从认识论的方面来看，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形成观念，观念经多次的验证以后还是证明正确的，人们就很容易产生将成功经验模式化的行为。为了不影响所谓“正确观念”的效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维护“正确观念”的权威，为维持权威的“正确观念”就必须将与“正确观念”不符合的其他观念排除，这就是观念与认同的排异。权威的树立和教条化在人类历史中的知识积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习惯将认为的“正确观念”等同于宗教信条一样不可更改，这就是教条化。但所谓“正确观念”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会有不同的正确观念。如每一天都是黑夜与白天轮替，可是同样在地球上还有不是依照这样貌似“真理”的规则变化的地区，南北极就会出现几个月的白天或者几个月的黑夜这样不同“真理”结论的情况。前人的正确认识我们应该要坚持，可是惯常的习惯将正确观念“教条化”是会影响我们正确认识的形成，因此而导致失误。

 

　　教条主义源于人类的认识惯性，人们喜欢将已成功的经验作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采用教条化的认识论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国革命初期就是教条的照搬苏联的模式，认为革命成功的条是“必须靠工人无产阶级众多的城市”，因此坚持城市战争和起义的模式。可是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力量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强大，而封建势力却异常的强大，因此初期的中国革命在城市失败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现需要在农村反动势力薄弱的地区才能顺利推进革命事业，因此发展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成功战略。再后来又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看到苏联的经济发展良好就全盘照抄苏联经济模式，结果让中国的经济出现不可避免的错误。后来认识到全面计划经济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又自己摸索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结果又是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教条主义”危害很大是国际理论关系研究中要尽量避免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是随时间的推移和技术进步而不断的变化发展的，我们要遵循《实践论》螺旋上升的认识规律，不能将以前的成功经验教条化，如若不然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美国的伊战、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发展历史…..等等中多的事实说明教条化已不适用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但我们还必须注意对于传统智慧的吸收，在实际中要做到即不教条，也不放弃对传统智慧的吸收。

 

　　方法论是掌握方法而不是照搬成功模式，模式只是可参考的好经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办法。做记号可以方便行事，但刻舟求剑就是愚蠢。煮东西用高压锅可以减少时间，但煮开水用高压锅就是愚蠢。此一时彼一时，事物是随时间和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的，如果死硬的套用某些成功的经验模式来解决不同的具体问题肯定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

 

　　人的认识经常的要出现错误，经验有时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判断正确。例如直观判断上热的物品肯定要比冷的物品降温快，因为同等条件下的热量传递是一定的，高温物体降温肯定比低温物体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可是这样颇似真理的认识却不是真理，坦桑尼亚的学生就发现将热牛奶放进冰箱，要比将凉牛奶放进冰箱更快的凝结。因此处理国际关系不能靠“想当然”，因为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要比简单的物理原理大得多。

 

　　不教条，抓住主要矛盾，采取量变质变和内因外因的分析方法来解决矛盾，是“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关键。教条化是人们经常要犯的错误，由于观念的形成是以往成功经验的总结，经过多次证明正确的观念经常的被当作不可更改的教条被无条件的强化，一旦遇到与原本成功的经验（观念）不同的时候人们往往采取极端的排异措施来对待持不同的观念者。这样就很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需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现在的真理在其他的时间或空间里并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是变化发展的。因此不教条化的固守原有观念是减少错误的方法。

 

　　2.）不能带有主观和成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或观念，由于这些个人的观点和观念是经自己观察或实践得来，因此每一个人都深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是好事，但过分的自信，自以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观点，而别人内的观点是不对的，这就是主观。这样的主观特别容易发生在那些比较成功的人或团体的身上。人的主观只是让人遭受失败或挫折，而国家的主观就可以导致国家的衰败。如清朝自以为是天朝上国，什么都是自己好，对于外国存在着鄙视心理，根本就不可能向别人学习先进经验，结果西方先进科技的发展完全不能传导并影响清朝，导致清朝迅速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与西方隔绝中国不了解西方的进步，而是中国的统治者无端的自大、主观不愿意去了解，使得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无法在中国传播，乃至将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视同为妖言惑众，故步自封，最后导致衰落。

 

　　主观是先设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样只要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有差异就会认为是别人有错误。欧美人也很主观，经常认为他们的制度是先进正确的，因此他们喜欢将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并主观的认为别的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不好的。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人现在也象两百年前的清朝一样认为什么都是他们最好，什么都要跟他们一样，因此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主观是美国衰落的一个思想根源。

 

　　主观是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它很常见。人们首先是相信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而对别人的见解和经验心存疑虑。再有，人们坚持的自己的观点（主观）是因为人们害怕承认自己部队后会影响到自己以后的权威，因此即使意识到错误人们经常还是要掩饰自己的错误，或者用其他的事物来证明自己正确。这是一个不良的习惯。科学家已经证明认错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因为人是肯定要犯错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直接承认错误而进行掩饰会由此而产生连串的错误，后果更加不好。因此美国的领导人喜欢公开认错来获取选民的同情，让选民认为他们诚实。而美国的国家政策却不容易认错明知道伊拉克战争是错误和没效益的，但因为害怕撤军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降低而继续坚持在伊拉克驻军。这也是主观的认为，实际上如果美国撤军更正错误，让伊斯兰国家或者阿拉伯国家帮助管理伊拉克，美国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能纠正错误，有公正的态度，并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撤军后应该不会受影响。认为做错了还要必须坚持，以免破坏国际影响力的想法或成见使美国难以摆脱在伊拉克的困境。

 

　　成见是主观的具体表现，将成功的经验或见解固化，认为与之不符合的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成见。成见与教条是认识论上的毛病，它没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世界。错误的认识如果反过来指导实践，就必定会产生错误。按错误观念行动也必将遭受惩罚。很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以为苏联的建设经验财势正确的，对于原来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都认为是错误的加以排拒，而对于苏联的经验则无条件的全盘接受。这就是国家层面上的成见，结果是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过分注意计划经济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排除原有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成见，成功的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概念使得中国的经济可以顺畅、高速的发展。国家建设层面上的成见是难以改变的，因此邓小平是伟大的。他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受以往固有观念的束缚，采用科学的发展观念来知道中国的革命和经济发展，结果在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邓小平在破除教条化、破除成见方面的突出贡献鲜见理论界的论述。实际上当国家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当作指导原则的时候，甘冒后世遭骂风险而扭转形势，引入市场经济等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概念，也就是说破除国家建设成见才是邓小平最伟大的地方。这才是科学的发展观！不教条化，不将自己的经验设定为不可更改的“成见”，敢于吸收别人的先进经验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实用分析方法介绍

 

　　以上介绍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认识论方面的思维方法，也就是在宏观概念上的思维研究方法。下面讲述的是怎么具体将宏观思维结合实际来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

 

　　一.  利益分析法

 

　　中国有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易经》，它讲的是方法论。人们往往惊叹于《易经》的精准，从现代大爆炸理论的“从无到有”；到遗传学的六十四个有效遗传基因；再到决定原子化学与物理性质的有价电子八进位；还有阴阳理论与二进制及计算机符合；……等等都让人们对中国的先辈心存敬畏。《易经》之所以准确，乃是因为易经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世界。易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重视“幾”理。《易传》云：“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所谓动之微就是要动还未动的时候。字典解释“幾”的意思是事物变化的关键、枢纽、征兆、迹象，当然也有数量词等解释。把握“幾”是易理的要求，就是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寻找主要矛盾。

 

　　在国际关系研究上，要准确的研究和判断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趋势必须寻找国际关系的“幾”理，也就是寻找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西方理论家们普遍认为是权力，但我们知道权力只是一种表象，是追逐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权力可以有时可以带来利益，但权力并不总是可以带来利益。本末倒置，将追求利益的手段当作目的是西方理论界的普遍错误。

 

　　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推断说明如下：

 

　　1.国际关系是指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不同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国家是国际关系相互作用的主要载体。因此运用“中国式”的方法论可先将国家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拿出来研究，其他方面的因素因为不是主导的因素，故暂时忽略。因此先确定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来进行研究。

 

　　2.国家的定义 国家是指因地域、种族、宗教、文化、历史等因素组合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存在理由和目的是为该组织所属地域上的人民谋求福利。国家的中文解释比较明显很清楚，周朝时国是诸侯的地域；家是大夫的处所，中文的国家因此有明确的地域概念和权属概念，一直沿用至今。

 

　　3. 国家的存在目的既然是为了所属领域上的人民谋福利，那么国家的主要功能相对于其他外部来讲就是获取本国利益，这就产生了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家利益由国家的存在理由和发展历史决定，最初的国家产生是为了让全体的人民有安定的生活和发展环境，因此由个群体组成的集合体------国家就有了组合的利益表现，统称为国家利益。国家的功能就是获取利益，对内和平与安定是整体利益获得的保证，这是主要的；对外获得利益与保证国内安全也是国家的主要任务。

 

　　从国家的职能是保护和获得利益，倒推到国际关系，我们就知道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就是利益。因此利益分析法也就是抓住主要矛盾的分析法，一切国家的关系都是围绕着利益进行着。很多表面利益不明显的国家关系，如宗教同盟、价值观同盟等等影响国际关系重的重要因素，推究到最后都涉及到长远的利益追求。因为同宗教或相同的价值观对于整体可以形成稳定秩序，可以创造整体的规模效益。因此将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是抓住影响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关键，也即抓住主要矛盾进行分析。我们随便找几个实际例子来说明利益分析法。

 

　　事件分析和解剖

 

　　例子一：美国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又为什么陷入窘境？

 

　　从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来看，美国认为如果出兵占领伊拉克，就等于控制了海湾石油生产国，也等同与控制了世界的经济命脉------石油供应。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应，世界上很多的石油消费国就要看美国的脸色办事。这是美国的宏观战略利益。

 

　　从经济方面看，美国出兵伊拉克可以刺激美国国内的军火工业、石油生产业及相关行业的生产，可拉动美国的经济发展。而中东地区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地，大部分的国家都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产品，占领伊拉克有利于美国占有中东这个大的消费市场，占有这样大的消费市场等于为美国国内经济寻找到一条宽阔的出口通道。这是美国考虑的经济利益。

 

　　在政治上美国认为占领伊拉克可以强行在伊拉克推行民主，就象原来在日本和德国一样。伊拉克的民主有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民主制推行，对于实现大中东民主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中东地区如果实现了依赖美国的民主就可以减少外部世界对以色列的威胁，可确保以色列这个与基督教同宗的国家在中东伊斯兰包围中安全的生存。而且萨达姆以前有占领科威特的恶劣行为，受到打击不会有人同情。

 

　　从战争费用看，伊拉克由于长期受到经济制裁社会矛盾激化，再加上萨达姆的暴政，伊拉克的抵抗力量是薄弱的。还有很多的军事将领已暗中表示愿意在战争发生时投诚，这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机会成本，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以后要实现同样的目的就需要增加很多不确定的成本。美国对于整个占领伊拉克的费用估算，最大为500亿美元。

 

　　从外部阻力来看，中国不可能干预这样的行动，因为伊拉克根本与中国不连接，中国在军事的海空投送能力不足，因此中国不可能出面阻止。而俄罗斯则由于经济疲弱，没有能力承受与美国对抗的军事行动，也不会干预。欧洲国家则由于实力悬殊最多也只能在政治上反对，而不能在军事上形成实际的阻力。因此可以说没有外部阻力。再加上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是依靠20%的逊尼派，而80%的什叶派教徒是处于被压迫状态。美国如果出兵占领伊拉克会得到大多数伊拉克民众的欢迎。而且占领后还可以扶植什叶派，减少占领费用。

 

　　综合的考虑个方面的利益，美国人认为值得出兵伊拉克。为了巨大的利益美国甚至不惜编造借口来侵略伊拉克。利益是促使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最主要动因。但是美国人没有考虑到扶植什叶派，打击逊尼派的行动不符合周边国家的宗教形势，周边国家对于伊拉克境内逊尼派的暗中支持成为了美国的拌脚石。还有美国也没有考虑的到宗教认同方面的因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认同方面上的差异使得很多的什叶派民众也群起反对美国的侵略占领行动。结果造成了美国现在骑虎难下的局面。占领伊拉克的军事费用已经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算，现在已花掉了六千多亿美元的军费，而且什么时候到头还不知道。

 

　　美国占领伊拉克是在利益驱动下的行为，美国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伊拉克周边国家的相关利益，只丛大的因素方面来判断，忽视弱小国家及其他利益因素的影响，结果使美国陷入窘境。伊斯兰民众由于宗教认同的原因不接受美国，担心利益受损；而代表着国家利益的中东国家的政府也基于同样的原因不愿跟美国真诚的合作，这是美国遭受伊拉克挫折的重要原因。整个例子说明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考虑别的国家的利益的行动注定是难以完满实施的，那些担心利益受损的国家和民众肯定要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趋势预测

 

　　例子一：美国与欧盟关系的发展趋势

 

　　欧盟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基本一致，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认同，因此相互间关系一直很好。二战后至苏联解体前，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行冷战，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需要相互团结来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因此欧洲资本注意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空前的好。可现在欧盟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利益的相互冲突关系正在慢慢的发生转变。

 

　　由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威胁因素也随着消除，因此欧盟国家已不需要美国的武力保护。外部威胁的解除，使得欧盟的首要任务从保障国家安全转化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欧盟的经济体系和产品与美国非常相象，在对世界消费市场的争夺和本土市场的争夺上两者的冲突日益明显。

 

　　欧盟自2000年统一使用欧元后，由于欧元国家实行的是透明的财政预算和减少赤字的控制措施，使得人们非常信任欧元。欧元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流通货币。而原来的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流通货币，大部分的估计贸易都需要通过美元来结算。美国政府可以利用国际流通货币的地位来获取逐年增长的贸易的“铸币税”，而且美国政府也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平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可是当欧元出现后，人们就多了一样国际贸易与财富储备的选择。欧元因此而成为了美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原来由美国独享的国际“铸币税”现在要分摊给后起之秀欧元（欧盟）。因此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利益冲突则日益明显，这是美国与欧盟间的主要矛盾（美国方面是这样考虑的），欧盟因为是在不经意间伤害美国的，可能没有意识到与美国的经济利益冲突已很严重。美国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很希望欧盟不能成为紧密的团体。因此美国极力赞成东欧国家和土耳其等加入欧盟和北约，为的就是增加欧盟的不平衡以增加欧盟的不稳定，破坏欧盟的整体性，达到损害欧元的目的。欧元虽然是欧盟的流通货币，但欧盟是一个松散的主权国家集合体，如果欧盟溃散了，人们手中的欧元货币将由谁来承担乘兑的责任？这是欧元的软肋。不限制的扩大欧盟和北约的规模，明看起来是支持欧盟发展，而实际上是为破坏欧盟的稳定埋下伏笔。一旦欧盟里面的一些国家出现剧变，欧盟将有可能成为一个虚的框架，欧盟成员国又将恢复到原来的主权国家的状态，这是美国希望达到的目的。弱国这样欧元就成为了没有主人的货币，也就不能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到那时美元又将重新获得霸主地位，又可以独享“铸币税”。

 

　　美国一方面要打压欧盟，另一方面要利用欧盟。因此，美国既希望欧盟不要脱离自己的领导和影响又要破坏欧盟的稳定。轰炸南联盟是为了打压欧元；制造科索沃事件是为了给欧盟增加不稳定因素；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发到系统是为了刺激俄罗斯强烈反应来引发欧盟的危机感，让欧盟增加对美国的依赖感。

 

　　而欧盟则利用黑狱事件和温室气体排放事件攻击美国，希望破坏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因为欧盟认为美国的失落的利益，欧盟可以得到。可是现在在对付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方面欧盟与美国又有共同的利益，因为它们都占有旧时代留下来不平等优势，他们还在利用价格和体制优势剥削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在这方面利益上，这两者又是相当合作的，他们利用专利权、人权、贸易机制、等等来剥削非欧美国家的人民。

 

　　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是既合作又斗争。在美国人眼里，欧盟流通的欧元是美国利益流失的主要原因，因此搞乱欧盟破坏欧元信誉是美国的长远目标。从这点上看，欧盟与美国的关系蜜月期已过，以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或斗争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美国用小动作来破坏欧盟的举动，如果多次实行，欧盟国家肯定会有所觉察。觉悟后的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将由原来的兄弟关系转化为一般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蜜月到冷却，再向竞争关系发展是欧盟与美国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让欧盟散乱、听从指挥，而又不要成为竞争者是美国的目的。欧盟希望团结，希望增强竞争力量和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由于两者要实现的目标有冲突的地方，欧盟与美国以后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

 

　　例子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后的关系会如何发展？

 

　　大家知道以色列是在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支持下，在原来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国的。凭借着西方国家的支持以色列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并成为了地区性强国。而丧失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民则通过不断教育来告知下一代，他们的国土被以色列占领了。相互的仇恨成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难以解开的死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后的关系会怎样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利益分析法来进行趋势判断。

 

　　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民相互仇恨、杀戮，基于原始的斗争观念，他们都相信武力斗争才是获得利益的最佳手段。但武力仇杀导致连绵不绝的冤冤相报，两民族相互间的仇恨越来越深，好象解不开的死结一样。但如果我们转换角度，从利益方面来思考，我们就不会对巴以双方关系的发展前景那么的悲观了。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斗争中，各自的代表性人物是阿拉法特和沙龙，这两人都是双方国家的民族英雄。这两个人最初都相信武力斗争是争取利益的好手段。可是他们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武力争斗并非是争取利益的唯一手段，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谈判并实行有条件的和平是相互获得最大利益的最好途径。阿拉法特从最初的宣扬武装斗争驱逐以色列到最后与拉宾签署戴维营和平协议，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与实践的飞跃。当阿拉法特从战士到领导人的身份转变时，他就要从整体的民族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从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则和平是民族利益获得的最佳途径。同样以色列的沙龙也是从一个战士（残暴杀手），他也是慢慢从杀手向和平爱好者转化，最初的沙龙是出色的战士、后来成为军事指挥家，这些身份都只能考虑局部利益。只有当沙龙成为以色列领导人时，他才会从以色列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为了实现和平，沙龙甚至下令撤出加沙占领区和拆除定居点（要不是沙龙的民族英雄形象，谁也不敢下达这样的命令），以前作为战士为了一点领土或利益进行杀戮、流血流汗，现在作为领导人他却为了和平自愿放弃大量已经获得的利益。这两个人并非发疯，而是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武力争斗对于实现整体的利益并没有好处。和平才是两个国家获得最大利益的途径。

 

　　同样，一般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最终也会在实践中发现，残酷的武力争斗对于双方都没有好处，只有实现和平消除仇恨才是民族利益实现的好途径。现在的哈马斯在获得领导地位后就意识到和平的重要，他们从放弃自杀性攻击到现在宣布放弃武力的进步，就是因为他们慢慢明白斗争和仇恨并不能为民族创造最大利益。因此从宏观利益理论来讲，以后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发展会走向和平。

 

　　和平对于两个民族来讲都是宝贵的。巴勒斯坦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繁盛的地区，如果能实现全面和平，光旅游收入方面就可大幅度的增长，其他经济方面收入的增长预期更不用说。从利益方面来考虑，实现和平可以减少相互间的武力斗争的开支，不用支出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收入，也等于是增加收入。两个民族相互间既然大家都相互消灭不了，为何不现实一点，坐下来谈一谈如何公平的实现和平？现在英美西方势力的衰弱是促使以色列改变思路的重要原因，而巴勒斯坦长期的颠沛流离也让人民非常希望有安定的家园和生活环境。历史发展已出现了和平的契合点。利益最终会促使两个对立民族慢慢走向和平相处。

 

 

 

　　这位极地专家的论据是中国是人均资源匮乏国家，而极地是资源丰富地区，中国应放弃“局外中立论”，要有所作为。基于利益考虑，为国家出谋划策，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只盯着利益就会犯美国占领伊拉克类似的错误（也是只盯着利益）。第一.中国放弃局外论当然就要参与其中，要参与其中就要发展自己可以参与干预的力量。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和平为主旨的发展中国家，不要说现在没能力投送兵力到南极，即使以后能够有能力投送兵力，中国政府也不会采用干预的办法来参与。第二.放弃中立论则更加荒唐。因为放弃中立则带有自己的倾向性，在力所不能及的地区要发表意见是分量很轻的。只有保持中立，以公平正义的身份的中立身份来讲话，才能发挥中国的大作用。这也符合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一贯做法。还有如果只盯着极地的资源利益并采取行动，则很容易与极地周边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样的行动不但会危害中国政府的威信还会直接的损害中国在全球很多方面的利益。建议好象可以为中国多争取利益，而实际上如果实施将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局外不局外另说，放弃中立则万万不可。因为只有正义、公平、中立才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才能增加国家影响力。因此，这位极地专家的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是属于缺乏政治远见的短视建议。

 

　　例子二：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分析及应对措施

 

　　大家知道和平统一台湾是我们的一贯国策，只要存在着和平统一的可能，我们国家就会坚持和平政策，努力用和平手段来统一。但我们国策的前提是必须统一，然后才是条件：“最好和平统一”。和平统一对于现在的大陆政府来讲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而只是次优选择。因为和平统一后台湾保留现机制，军队也会存在，而政党的轮换机制使得政治不稳定。一旦有什么政党上台又要求独立，就会很麻烦，台湾又会成为国家动乱的隐忧。

 

　　统一是国家政策的大前提，和平只是我们希望坚持的一个政策。但如果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我们就必须作出武力统一的决定。一旦要采取武力手段来统一就必须考虑美国是否直接参战的可能。

 

　　采用利益分析法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晰的看到美国是否参战的各种可能性。

 

　　首先，在美国方面看来，维持两岸分裂的状态美国可以获得最大利益。一.可以让台湾采购军备，消耗中国。二.可以限制中国发展，让中国分心。为了美国所谓的“最大利益”，美国政府必定是希望两岸一直保持现状。因此美国政府多次强调保持现状。而我们国家为了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也默认了保持现状的说法。但保持现状明显的与我们的最终国策是相违背的，因此我们以后在保持现状的政策说法上，要有所保留，要适当的说明保持现状只是美国一相情愿，我们并没有承诺。另外要让美国明白保持现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因为美国为保持现状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这捆住了美国的手脚，两岸如发生战争美国不参战则有失道义，会破坏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而参战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结果，有可能将美国带入深渊，有可能令美国永远衰落。还有如果保持现状，而中国政府又一直存在着统一的决心，在这样的状态下，会促使中国政府持续的发展和更新军事实力，长期发展下去，中国的军事实力会很快的接近美国。这对美国来讲就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威胁。如果和平统一台湾，按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国就不会拼命的发展军事力量，因为大力发展军事实力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够自保，中国政府就满足了。相反保持现状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并接近美国。军事实力一旦接近，就可能形成直接对抗或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有关维持现状并不是“美国的最大利益”的信息和言论，我们一定要通过外交官、对外工作者和媒体不断的宣传，让美国人明白保持现状并非是他们的最优选择，如果从美国的长远利益考虑，美国就应该让中国和平统一，这样就可阻止中国军事实力的膨胀。又可在很多的方面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于增加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有莫大的好处。

 

　　第二，美国已确信两岸分裂是他们的最大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极力的保护这样的“最大利益”。其中就包括售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然后又信誓旦旦的说一旦谁试图但方面改变现状，美国将毫不犹豫的出兵协助保台（说给中国听）。美国是否真的会毫不犹豫的出兵协防台湾呢？不见得。美国认为1.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惧怕美国的军事干预而放弃武力行动的构想。2.在中国政府试图采用武力收复台湾的时候，一开始就将中国打垮，让中国断绝使用武力统一的念头。这两个是美国参与的前提和条件。一旦出现的不是这样的情况，则美国政府将会非常的麻烦。首先，美国威慑让中国不采用武力的构思已经不成立，因为中国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惧怕过美国，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又高速发展，军事实力也随着迅猛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的不会惧怕美国。第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是象美国想象的那样不济，即使是中国的第一拨行动真的给美国阻止了，中国会进行组织，并采用更加疯狂的反击来对付美国，到那时的战争将不是象美国人想象的那样在别国发生。美国全面的与中国发生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的民众全体支持政府的统一行动，有如此强烈的民众意愿做后盾，中国政府的行动是不会轻易就收兵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美国最好的情况是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中，为了维持保护台湾长期消耗着。没有利益而消耗军费的事美国人难以承受的。而更差的情况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与中国敌对。本来世界上就有众多对美国有意见的国家和群体，他们因为没有一个领头者才形成不了对美国的压力。如果与中国对抗则中国自然的成为了反抗美国的领导者，到时候鹿死谁手将难以预料，美国有可能将因此而衰落或分裂。

 

　　因此在对台的政策上，我们不应该再给美国存有幻想的空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明确表示：中国不管花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实现统一，即使发生核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样就可以阻止美国的因幻想而出现的错误行动。美国坚持维持现状只不过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而限制别人的发展则需要考虑成本的。谁也不会打造黄金的笼子来囚禁别人。为限制中国而要付出比打造黄金笼子还昂贵的代价，美国人是肯定不会干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让美国人明白，我们的目的不是维持现状（从现在起就要宣传，不留余地）而是统一，采取什么方案是我们的自由，但首选是和平方式。为表明中国人的决心，政府也可以利用公投来表明为了统一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民意。让美国人明白为了台湾问题而真正与中国为敌是不合算的。要让美国明白台湾对于中国就象是身上的肉，是不容许别人割去的。为了免受割肉的伤害，即使拼命也值得。而美国丢失台湾则只是丢失身外之物，并不会发生切肤之痛。

用利益分析法可以知道美国是不会因为台湾而真的与中国为敌的（只要我们立场坚定）。但是美国方面在决策上也有可能会出现“出兵”这样短期的政策。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是由军工等资本家寡头控制的。为了军火上的利益或一些个别团体的利益或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美国政府有可能还是会出兵干预的。但这样的整个行动只能是短期的，因为长期的行动消耗会影响整个美国的利益。美国民众在感觉到或意识到国家利益受损之后，美国的国家政策就一定会转变。但这样“出兵干预”的可能性毕竟很小，因为美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是由整体利益决定的，也不是轻易就可以操控的，明摆着与中国直接对抗发展下去是巨大的消耗和存在国家风险。因此，要形成这样弱智的“出兵干预”决策并付诸行动的概率是很低的。只要我们态度坚决的告知我们的立场和底线，不要留给美国政府幻想的余地，就不会有以后的中美直接对抗的危险。现在的强硬虽然在表面上看是有点不理智，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是必须的，而且是最理智的。不表明我们态度和底线就容易让美国人产生幻想，这样反而容易发生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从而加大统一的成本。要明确告知美国人我们的目的不是维持现状，而是统一。和平统一的方式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不是无限的，我们在等待时机和台湾人民的觉悟，而不是我们只要求维持现状。

 

　　对台湾问题解决的国际政策应该把握好利益这一关键，态度鲜明的让美国在利益上作出选择，不能遗留空间让美国人幻想，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利益分析法是从物质方面来寻找关键点进行分析，而观念分析法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寻找关键点来进行分析。本方法遵循的也是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论，只是分析问题和切入点与利益分析法不同而已。大家知道，观念是人们行动的路线图。而思想和文化等都是观念的集成，思想和文化有是指导群体、民族、国家行为的指南。因此观念分析法可以从另一面来判断和分析事物。

 

　　观念分析法必须活学活用，因为在决策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先要找出关键的决策人物，决策集团来分析观念，也要分析整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分析国家的行为的民意基础。这些都是比较笼统的概念因此需要活学活用。还有观念的形成又有许多特定的条件，什么才是主要因素也需要深厚的学识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现举例说明。

 

　　民族国家层面的观念分析

 

　　例子一：俄罗斯民族有那么多的思想家，可是又为什么会发生苏联解体及以后的98金融风暴这样的荒唐事件呢？

 

　　国家的观念和思想有一定的惯性和模式，成功经验的积累是固有观念模式建立的基础。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一次是彼得大帝学习西欧模式的大改革。十七世纪末，彼得大帝亲自到荷兰等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各种先进技术，回国后的彼得大帝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他废除了俄罗斯的传统历法，以欧洲通用的公元纪年取而代之；他按照西欧的语言习惯改革了俄罗斯文字；他命令所有的俄罗斯人剪掉长长的胡子，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他强制推行欧洲的礼仪服饰，要求每一个体面人必须做一套“西装”。彼得大帝迅速仿照西欧模式建立起自己的工业；陆军完全按照欧洲强国的模式重新编制和训练；海军开始组建；并且向欧洲排除数以千计的留学生；在俄国先后建立了数学与海洋学校、炮兵学院、工程学院。种种的改革使得俄罗斯的国力迅速提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打败了北方强敌瑞典并且夺取了涅瓦河口。彼得大帝还决定将都城从古老的莫斯科转移到新夺取的地区----涅瓦河口，并将之命名为圣彼得堡。变革使得俄罗斯的国家实力迅速的提高，全盘改变并接受新事物和新思维是彼得大帝与俄罗斯的成功经验。

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工业强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并进入了新的生产发展阶段。而俄罗斯由于坚持农奴制，而没有能力跟随西欧实现工业生产的飞跃。即使在十九世纪后期废除农奴制之后，由于时间匆促，加上基础薄弱，俄罗斯的实力与西欧各国相比还是相形见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貌似强大而实际很虚弱的沙皇俄国陷入了战争泥沼。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彼得大帝之后的近两百年时间，俄罗斯又到了崩溃的边缘。学习马克思主义，采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和生产模式，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苏维埃的改革措施。改革又再一次的令俄罗斯获得了新生。新社会制度的魅力表现在1929年到1933年的西方大经济危机中，在欧洲工业国发生危机时，苏联反而获得高速经济增长这样的好成绩（这也启发了美国的罗斯福也采用国家调控措施来渡过经济危机）。随后的苏联虽经过二战的摧残，可一样屹立不倒，制度优势明显。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次大的改革都让俄罗斯彻底改头换面获得新生，因此发现错误必须马上改革成为了俄罗斯字上而下的国家观念。

 

　　二十世纪末期，苏联由于穷兵黩武，导致入不敷出。苏联的经济又畸形发展，一方面是发达先进的军事工业，另一方面却是停滞不前的工农业生产。眼看着自己国家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有了大的差距，俄罗斯人又开始反思。他们没有认真的分析研究就简单的认定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生产的停滞。俄罗斯人不明白苏联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军事膨胀过速；是过份强调整体计划，缺少市场调节；由此而出现生产结构的失衡、经济僵化等症状，俄罗斯经济不能顺畅发展并不是因为实行了社会主义。错误总结经验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毛病是实行社会主义。他们拣起以往俄罗斯成功的经验，马上实行改革。由于全体俄罗斯民众都有这样的观念：“改革是有好处的”，因此全盘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才能够在俄罗斯迅速展开，并全面实行。照老观念来实行改革，而且又不细心的找寻要改进的弊端，这是俄罗斯解体的主要原因。98年的金融风暴是俄罗斯缺乏防备心理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和金融模式的结果，也既是上当受骗的结果。观念是俄罗斯在上世纪末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俄罗斯历史上历次成功的改革经验，就形成不了俄罗斯民众拥护改革的固有观念。那么，叶利钦要实行彻底的西化改革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叶利钦顺利实施改革得益于历史观念，这样滑稽的改革事例，恐怕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例了。

 

　　例子二：为什么二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迅猛发展？

 

　　在二战后很多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一些是因为原法西斯殖民统治者战败，自然独立。另一些则是因为原来的殖民者在二战中意识到人是平等的，在观念上产生了改变。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在二战中遭受战火蹂躏或遭受奴役，使得他们的人民感同身受，深刻体会到了殖民统治的不合理性。当他们自己在有可能沦为被殖民者时，才会意识到被殖民者的痛苦，才会改变殖民观念。殖民者观念的改变，是独立运动迅猛发展的一个主要主要前提。另外在二战中为了鼓动被占领区的人民反抗法西斯，原来的殖民地宗主国都利用宣传手段来鼓吹平等和人权，以激励殖民地人民对抗法西斯。随着二战的结束，原殖民地的人民在二战中体会到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因此也产生了要求民族解放的觉悟。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作用。殖民与被殖民这两个方面都在观念上发生变化，这是促使殖民地独立的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和苏联为了削弱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而逼迫英法两国放弃殖民地也是一个外部主要因素。这里所要说明的是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观念的改变是二战后殖民地独立的主导因素。

 

　　例子三：伊朗在2005年至2007年连续遭受美国“军事打击”威胁之后，为什么一直态度强硬，并且毫不退缩？

 

　　大家知道从2005年开始美国就公开的威胁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媒体公布各种军事行动的细节来增加军事威胁的可信度。美国原打算携带占领伊拉克的威风来威慑伊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希望象收服利比亚一样的来收服伊朗。面对美国这样超级强大的军事国家，伊朗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的狂妄，甚至放言“让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美国的种种调兵谴将的行动，伊朗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态度越来越强硬。让人难以理解。

 

　　伊朗对美国的强硬态度主要来源于他们的信仰，也即精神支柱。伊朗有90%以上的民众是信奉伊斯兰什叶派的信徒，他们有一个主要的信仰宗旨就是“神圣伊玛目”观念。第一代的伊玛目是阿里，一代一代流传。伊玛目是受安拉保护的，是超人、从不犯错、始终存在。可是在公元878年最后的一位伊玛目，也即第十二位伊玛目默罕默德.马赫迪突然失踪。于是什叶派信众就相信马赫迪是隐遁了，他会在末日到来的时候作为救世主再度出现。基于这样的宗教观念，伊朗在遭到美国军事威胁乃至核武器攻击威胁下，根本不为所动。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坚信：“在末日来临时救世主马赫迪会出来拯救”。美国越是威胁，伊朗人越感觉到末日的临近，因此也越兴奋。这是观念方面的原因。

 

　　另外使伊朗人态度强硬的原因是：可能伊朗已拥有核武器，因此根本不惧怕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进攻。因为伊朗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早寻求建立核电站的非核武国家，他们的财政资源充足，研究经费多，在核武技术上获得进展是理所当然的。连朝鲜这样的国家都可以成功的爆炸核武，为什么伊朗不能够？况且伊朗还是伊斯兰国家，能够获得巴基斯坦核弹之父伊迪尔汗的技术关照。现在伊朗也已揭开面纱，干脆将核武器的加工图纸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核能力。因为有正确和标准的核武器生产图样，而伊朗本身又具备提纯浓缩铀的技术，因此拥有核武器对于伊朗来讲并不是什么难事。

 

　　最近美国在伊朗交出核武器加工图样后，就出台了什么情报来说明伊朗在2003年就已经放弃核武器的研究，这是为自己寻找台阶。但美国欺软怕硬的表现，却可能会促使更多的国家寻求私下发展核武器以达到自保的目的。

阶层及个人层面的观念分析

 

　　例子一：冷战

 

　　在二战以后世界分成为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而冷战的主要策划者是美国的统治阶级。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美国的资本家统治阶级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形式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因为苏联的模式是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富来实行公有制的。因此控制了宣传媒体和同志机构的美国资产阶级，为了保证类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在美国发生，策动了种种强化认同的反共产主义运动。1945年的《美亚》案是麦肯锡反共运动的开端，以后的美国历届总统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因此他们都持续的坚持了反共的政策。并且率先在世界范围里掀起反共浪潮，为了反共不惜牺牲财力物力，由此而引发两大阵营的冷战。由于观念上的理解不同，而且美国的资产阶级势力雄厚，导致了美国极端的反共政策的出台，也导致了美国迅速衰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封锁限制各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计成本的资助反社会主义力量等种种的行为耗费了美国两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使美国从原来的最大债权国边成为现在是上最大的债务国。虽然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中获胜了，但美国在财政和经济上却成为了失败者。

 

　　例子二：俄罗斯的经济崩溃

 

　　叶利钦本来就是一个小人，他开始装扮成为廉洁的改革派，因此而获取了人民的信任。那知道，在他执掌俄罗斯大权后，他却私欲膨胀不管俄罗斯的整体利益。叶利钦为了亲属和朋友能够顺利敛财，居然采取全盘股份化来瓜分俄罗斯成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结果西方国家利用俄罗斯刚开始实行西方经济模式，没有防备金融风险的能力发起金融战争，就这样兵不血刃的、轻易的将巨人俄罗斯打垮，让俄罗斯的经济整整倒退了十几年。个人的私欲、小人当道是俄罗斯98金融风暴后经济崩溃的内因。不从国家整体利益来考虑，而只从个人利益来考虑的人，一旦掌握大权，对国家来讲就是灾难。个人的观念通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大，但如果象俄罗斯一样将小人选上台，那就是灾难。对于地区选举来讲也是这样的道理，台湾的陈水扁与叶利钦是一样的小人，上台后将台湾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这就是个人观念的作用。

 

　　小结：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多种多样，各种理论都有自己的方法论。这里简单介绍利益分析和观念分析法只是将研究方法做一些具体举例来说明。实际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果从多个角度出发来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对于国际关系发展的判断就会更加的正确。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分析方法在于贯通，在于活学活用。不论怎么样，大的方法论必须正确才能获得正确的结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大思维研究国际关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