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宪法机制上的含糊性，美国历史上就存在对外政策上的“府会”之争。冷战结束以来，国会实现了一种在对外政策上的“复兴”。伴随这一历史背景，国会在美国对华决策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首先从历史线索整理当代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国会在不同时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由此概括出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主要地位作用，继而系统分析了影响美国国会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原因：国会内部微观因素和外部制约因素，最后预测了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进一步发挥影响的可能趋势，并提出中国政府做国会工作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美国国会 中美关系 历史分析 因果分析

    在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程中，美国无疑处于一种优势地位。无论在国际政治层面，还是从国际经济、文化方面来看，美国都处于一种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综观两国关系的发展历史，虽然存在双方互动的一面，但美国的对华态度与政策应该居于主导地位。在过去，我们忽视了中美关系中美国对华决策的国内因素的分析，而对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与国会对华决策更是很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重从两个层次对国会对华决策的效能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纵向历史和横向因果关系考察。伴随着美国二百多年的对外政策的“府会”之争，至今美国对外决策越来越多元化﹑多因素。国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变数。

    国会因素：纵向历史分析

    中美关系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从新中国的成立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由对峙走向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再经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已进入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依据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本文将尽量简洁地追溯在中美关系不同的发展时段，国会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由于初期接触的失败转而走向了敌对和对峙，再经由朝鲜战争的“刺激”，两国几乎完全断绝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由于受这一历史时期的行政—立法关系的影响[①]，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外交决策基本上持默许的态度，即对行政当局的对华“遏制”战略持完全的支持态度。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国会与政府开展比赛，看谁‘反华’更有力。”[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20年是中美两国关系从对峙走向正常化的时期。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两国关系仍未“解冻”。1966年，美国国会召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一词。“国会的听证会有助于使人们了解中国”，“于是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③]对美国来说，在整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功劳应归功于行政当局，但不可否认国会至少在舆论上还是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这一阶段，国会的对华态度有所转变，而且也主张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另一方面应看到，战后25年中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不变，国会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④]

    1979年中美建交，直至中国“六·四”事件，这十年美国国会对华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中美两国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利益，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向自由、民主、开放等西方价值理念的靠近。因此，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被称为“蜜月期”。但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与非理性的一面。如中美建交不久，国会为了平衡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在华利益与在台利益，抛出并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次倒退。这是中国第一次注意到美国国会的作用。

    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美国举国上下十分关注，中美关系历经又一个转折点。此后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美国国会似乎越来越扮演着一个中美关系的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伴随着越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上“复兴”的大背景，另一方面则存在其他具体的因素，如苏联的崩溃，已使中美两国之间原先存在的共同战略利益已经不复存在；“六·四”事件使美国对中国的形象“大打折扣”，“六·四”前国会一致赞成发展中美关系，“六·四”以后国会普遍地厌恶中国政府。[⑤]纵观这一时期，美国国会在对华问题上频频出动，可谓“大事不断”。“六·四”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会主张对华严厉的制裁，与当时的布什总统产生矛盾；1992年主张对台出售F-16战斗机；1995年国会两院通过李登辉访美的决议；再至2000年春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等等（具体见表1）。这一系列的“反华”行动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上的一枚枚“炸弹”。美国国会的主动出击，使得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关系跌宕起伏，在艰难中前进。

表1 美国国会通过的主要涉华决议案、法案等（1979—2000）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网站http://thomas.loc.gov/，以及笔者自己的整理。

    国会因素：横向因果分析

    总起来看，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具有多面性，整理这一角色，我们可以进行以下理性思考与阐释。第一，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破坏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单从冷战结束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一系列行为来看，国会在台湾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反华议案，中美关系的发展充满了变数。1995年3月份和5月份美国参众议院分别通过支持李登辉访美的决议案，这一错误的政策决策，将中美关系降到了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⑥]但不能忽视的是，国会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曾经扮演过主动促进者的角色。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军事、经济交往中表现尤为突出。同时，议员对中国认识和了解的深入及对华形象的修正，也对其对华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⑦]这种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充分展现了国会在中国问题上的“钟摆式”特征。

    第二，在对国会对华政策及其作用进行纵向历史分析后，可以发现国会在不同的领域持不同的态度与决策。在经济贸易领域，国会的对华决策与作用大多数是主动积极的一面；而在政治、主权、意识形态与文化等方面，则大不一样，似乎又换了一张面孔，从决议案的数量以及对华态势，决议案的成效与实施决心都要大得多。

    第三，20世纪80年代充分表现了战略环境与国际格局对国会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国会只是作为美国对华关系决策与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受到美国整体对华关系的影响。同时，与美国所具有和自身一直标榜的政治理想主义相对立的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时段表现尤为明显——20世纪中美苏战略关系的互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是国会考虑的重要因素。

    美国国会在中国问题上频频出动，不断制造麻烦，从而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但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国会的积极主动提高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的灵活性与潜力”[⑧]。而且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一种连续性。这也印证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终动因的断言。由于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中所处于的特殊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美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战略等利益，而且也包括其所谓的“在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利益及国际义务与形象”。美国对台湾的一系列举动，正是起到了平衡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在台利益的作用。“国会的行为更多的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但奇怪的是，最后的政策结果却又好像很‘理性’”。[⑨]

    从组织学的角度分析，国会作为由议员个体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它的整体利益表达——即国会的对外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作为议员集合体的国会，作为组织制度的国会，以及处于政治体系中的国会。[⑩]国会受到了微观、中观以及宏观上三个层次的制约。因此，其决策是多因素、多角色之间利益冲突、协调和整合的过程。毫无疑问，作为国会决策一部分的对华决策，也受以上几个层次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分析制约国会对华决策的各种因素，是对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判定、国会决策过程与效能的分析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就是对国会对华态度与决策的横向因果关系剖析的问题。

    美国国会近年来为何频频抛出反华议案？而国会议员又为何对台湾普遍存在好感，甚至经常主动维护台湾的利益？什么因素制约个体议员决策和国会政策的形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国会对华政策、国会议员的对华态度的深层次根源分析问题。“如果把国会的决策过程也比喻成一系列的‘同心圆’的话，那么‘最内圈’无疑应当是决定议员命运的选区及选民；而‘中层’则是535位议员，特别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两院资深议员；‘外圈’则包括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11]在此，笔者认为影响美国国会对华态度的因素可分为两个方面：既有国会内部微观层次因素的作用，又是受外部客观因素所制约的。

    国会内部微观因素描述

    美国国会由众议院、参议院总共由535名议员组成。其中众议院议员435名，每州名额按州人口数分配，任期两年；参议院只有100名议员，每州2名，任期6年。国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的部门利益，不同的议员其对华态度也不同。

    1．国会议员的对华态度分类 国会议员的对华态度是决定整个美国国会中国观的关键因素。根据议员所持的对华态度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总是喜欢提出反华议案的议员。大约占国会议员总数的10—15%，这些人比较集中，如赫尔姆斯、金里奇、考克斯等反华分子。其二为对华友好的议员，约占国会议员总数的30%，对中国持接触的态度。其三为没有明确的倾向性的议员，在对中国问题投票上容易被上述两类议员所左右。[12]

    2．影响国会议员对华态度的原因分析 美国国会议员其实对中国了解很少，“国会议员普遍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他们通常所知道的东西并不比他们每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多。他们的政治兴趣主要在研究国内事物方面。”[13]而对中国事务尤其如此。国会议员所形成的对华态度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的。

    与议员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其政治生命的延续问题。议员并不是终身制的，大多数议员关心的是下次能不能再次选上，因此他们必须重视选区选民的愿望；[14]另一方面，美国不同的州在对华关系上存在着利益分歧。“如果是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的州，如那些对中国有较大量的农业产品出口的州，那些与中国有大量贸易来往的州”，这些州的议员持“较为温和的立场”，反之，甚至是“与中国大量出口美国的棉纺织品有矛盾的州”，则持“消极立场”。[15]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对公众舆论和议员观念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公众舆论是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6]国会议员大都对中国不太了解，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大量歪曲的报道使“谎言说了一千遍即成了真理”，从而对中国产生了偏见。另外，一些议员的反华言行也是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的政治需要。

    外部制约性因素分析

    这里对国会内部微观因素与外部制约因素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这两者经常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在美国对外决策机制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些独立于国会组织之外、对国会的对华态度起重要影响作用的组织、单位、和个人因素等。在此姑且将这种外部制约因素分为美国行政——立法关系、利益集团、台湾的游说活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1．美国行政——立法关系因素

    美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对外政策机制中的“府会”之争，也即总统与国会的争端：对外政策中的“行政与立法关系学”。有学者分析，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美国总统与国会议员的选举产生方式不同，决定了总统与国会议员他们所考虑政策的角度不同，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存在差别。因为总统是由全国范围选民选举产生的，而国会议员则是由各个州的选民选举出来，所以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说，总统可能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全局的利益”，是一种整体的眼光，而由各州议员所组成的美国国会更多的是从局部（如各州）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即使在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也有不同的态度，“在参议院、众议院、白宫三者之中，众议院视野最狭隘，最具地区性……参议院次之，而总统最具全局视角，也最能用长期观点、站在更高角度来把握全貌，考虑美国国家长期利益。”[17]这种差别的存在，使得在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往往存在利益之争。[18]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总统经常表现出与国会不同的态度，有的学者也将总统与国会的一唱一和说成是演“双簧”。[19]

    在对外政策上的白宫与国会之争说明国会的对华态度受到总统个人和当时美国的行政——立法关系的制约[20]。战后美国的行政——立法关系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21]在此背景下，国会的对华决策态度与行为不可避免受行政与立法这一无形的制度与机制运行的制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个案为1979年美国行政当局与中国建交后不久，即4月份美国国会就抛出了《与台湾关系法》。

    国会越来越参与到美国的对外决策体制中来，这是当代美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综合把握行政与立法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这使我们更能透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力机制，减少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稳定性。

    2．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因素

    美国政府从法理上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决策过程，而现代美国对外决策的多元性为利益集团参与和影响对外决策提供了契机，同时，国会组织的结构有益于利益集团影响决策过程[22]。因此，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利益集团主要是通过游说总统和国会达到其目的的。“国会议员实际上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结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国会议员往往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23]国会的决策与利益集团的愿望、游说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问题上，涉华利益集团（见表2）是美国国会对华态度的幕后根源和“指使者”。不同的涉华利益集团由于具有不同的特殊利益，因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不同的态度。

    利益集团主要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国会（和总统）游说，以期立法机关通过对其有利的议案。这一点在2000年春国会众议院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议案上充分表现出来。与表1中所列利益集团的对华态度一样，2000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对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存在两个“阵营”。“赞成的一方是美国工商界，农场主和农业公司，克林顿政府，大部分共和党人，还有主张自由贸易者。反对的一方是美国劳工工会组织，‘人权’团体，环保团体，退伍军人协会，大部分民主党人和铁杆反华分子。”[24]国会议员直接面对这“两个阵营”“轰炸式”的游说活动。因此，这次众议院投票决议的结果与其说是国会议员之间不同对华态度的较量结果，不如说是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之间不同利益相互冲突与整和的产物，即劳工集团与自由贸易集团的利益之争。这也说明国会议员往往是在背受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而做出投票决议的。“因此，不应该简单地用投票支持或反对这个议案判定某一议员或政治人物是否亲华或反华。”[25]

    3．台湾的游说活动

    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所执行的对华政策及其影响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是极其成功的。国会议员普遍对台友好，而且经常主动出击维护台湾的利益。国会之所以在处理大陆与台湾关系上经常偏向于台湾一方，而且经常“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一系列的反华、维护台湾利益的议案，一方面是受益于美国与台湾传统历史关系长期的沉淀，同时也是与台湾所进行的大量的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分不开的。

    冷战伊始，美国插手中国内战，致使中国台湾问题的形成。之后，美国一直是台湾的盟友、保护者，美国政府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台湾进行援助、投资，到现在美国与台湾在经济、文化上已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把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的相比较中，如政治体制方面，美国绝大多的议员认为台湾是民主政体，大陆与台湾存在观念上的反差。在国会议员的头脑中，台湾所具有的战略地缘价值，其所谓的东亚盟国安全义务形象，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对美国国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他们的“私人”关系不错。在美国国会政治中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中国帮”，即发展为后来的“台湾游说集团”，战后以来一直活跃在美国社会中，并且“一直在美国国会中得宠”。[26]

    新中国成立初期，逃至台湾的蒋当局在美国组织了“亲台院外游说集团”。 游说集团“在美国政府、媒体、教育、企业和宗教领域中培养了影响很大的支持者”。从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来看，其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台湾当局的影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台湾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执行作了广泛的干预，造成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陷入敌对状态达二十多年之久，并且对美国对待亚洲国家的态度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7]后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开展了许多对美国国会的游说的活动，主要通过“依照美国的法律，在华盛顿公开雇佣代理人和专营游说事宜的律师事务所和公司对国会开展活动”，“利用各种手段拉拢现任议员”，“出席听证会”，“台湾当局利用旅美华侨，加强对国会的工作等”。[28]这里姑且不具体讨论台湾所采取的手段及原因。台湾对美国国会进行的大量的游说活动，邀请国会议员去台湾参观和旅游，这是冷战以来美国国会加强美台关系的重要原因。

    4．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政治因素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其所持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观念等对这一国的内外政策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也不例外。[29]

    政治文化是影响美国个体政治见解形成的四个重要因素之一[30]。中美两国政治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笔者认为这是导致议员偏见的重要根源，特别是这种观念在个体头脑得以内化之后。具体在人权等问题上，美国的观念与中国存在很大的差别，因而导致理解上的区别而两国相互攻击，这说明了国会议员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和判断对其态度的影响。另外，一些反华势力的推波助澜起了一定的作用。

    决定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国会的对华态度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上文综合考察了影响国会对华态度、对华采取何种行为的“内”因和“外”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内外因的划分其实是相对的。

    国会因素：几点思考

    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客观事实，国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负面影响仍然将继续存在。从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再到冷战结束以来国会在对华关系上所采取的一系列不友好行为，我们才逐渐认识到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外决策中的作用。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之所以变动不定，越来越起一种对中美关系破坏的作用，这是在于美国国会本身制度性、结构性的因素。而学界似乎也达成了一种共识，美国国会对华态度的转变，议员的良好的“中国观”尤为重要，因此，加强与国会的交流，对议员资料的分析与游说[31]成为了分析国会与中美关系后的重要结论。但笔者却认为对国会这一立法组织机制应给予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对策分析。经由上文的纵向和横向分析，国会对华决策是受宏观和微观层次众多因素所制约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因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笔者认为从一种宏观历史大视角看，制度和不认同的存在，致使对策分析只在一定限度内有效。

    同时，从现实主义的眼光看，中国的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发展速度使当今的许多西方国家都感到吃惊；中国正在迅速地崛起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的兴起必将带来原有的国际体系的震动。具体表现到中美关系上，中国和美国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美国人看美国人与中国人看美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看中国是与美国人看中国不同的。两国在制度方面、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历史文化方面等都存在差异，要消除这些不同在短期内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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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姿态，此后其作用越来越活跃。见Randall B. Ripley, Grace A. Franklin, Congress, the Bureaucracy, and Public Policy (Califor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151.

[②] [美]爱德华·弗里德曼：《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上所起的作用》，载《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决策》（汪熙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③] 同上，第38页。

[④] [美] 罗杰·希尔斯曼等：《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4页。

[⑤] 牛军编译：《理查德·布什谈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2期，第28页。

[⑥] 席来旺：《美国的决策及其中国政策透析》，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⑦] 国会在这一时段通过的有益于中美关系的法案与对华态度的变化演变的详细分析请参阅席来旺：《美国的决策及其中国政策透析》，第331，338页。

[⑧] 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页。

[⑨]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有美国学者指出，事实上存在两个层次上的国会：作为议员集合体的(assembly of local representatives)国会和作为立法机构与(lawmaking institution)制度的国会，其实，这彰显了国会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及其整合的政治过程。参见Roger H. Davidson & Walter J. Oleszek, Congress and Its Members (New York: CQ Press, 1993), pp.4-10.

[⑩] Christopher J. Deering , Congressional Politics: an Approach, Congressional Politics, ed. Christopher J. Deering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9), pp. 1-13.

[11] 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第439—440页。

[12] 参见对凯丽·丹博的采访，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9页。

[13] 牛军编译：《理查德·布什谈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上引报刊，第25 页。

[14] 对议员和选区关系的演变请参阅：Clenn R. Parker, Home and Styles-Then and Now, Congressional Politics, ed. Christopher J. Deering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9), pp. 40-61.

[15] 陆曦：《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及其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3期，第40页。

[16] 李道揆：《美国政府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3页。

[17]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303页。有人提出另一种决策观点，认为国会决策过程反映了公众舆论的逐步改变，涉及选区利益、决策人的心理、问题的周期性、机构间的争执和共同领导以及集团利益等多方面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其实，这种观点却似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即，最后的决策是在整合冲突和分歧的基础上形成的痛苦的一致。见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第405—407页。

[18] 诚然，这种争论的存在对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是坏事。见Bruce W. Jentle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Dynamics of Choice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 27.

[19] 在人权、宗教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见与非：《美国国会》，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页。

[20] 有学者认为在确定对华议题的过程中，国会掌握着主动权，而总统只是被动的应付者。见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第62页。

[21] 关于美国行政——立法关系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请参阅：[美] 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9章关于美国行政——立法关系的论述。

[22] Willian J. Keef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 p.166.

[23] 王勇：《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利益集团》，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第118页。

[24] 周敦仁：《美国国内政治和PNTR投票》，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4期，第1页。

[25] 周敦仁：《美国国内政治和PNTR投票》，上引报刊，第1页。

[26] 具体参见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139—143页。

[27] [美] 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28] 魏军：《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5期，第21—22页。

[29] 美国人不仅认为他们的对外政策机制和结构功能应体现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且主张在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见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Ideals versus American Instituti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ed. G. John Ikenberry (New York: Longman, 2002), p. 219.

[30] 李道揆：《美国政府与政治》，第73页。

[31] 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对凯丽?丹博的采访的部分；魏军：《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上引报刊。

    Title: American Congress Factor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bstract: There have disputes of the power of policy-mad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ngres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istory.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Congress has realized a revival in foreign affairs field. Under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merican Congr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firstly generalizes the role and effect of Congress in contemporary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nd then analyzes the constraints that influence the Congress foreign policies towards China. In this sense, the constrai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levels, including the internal microcosmic factor of Congress and external macrocosmic factor of Congress. At last, the author also presents his rational think of the Congress factor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Key words: American Congress;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history Analysis; Causal Analysis

    作者：尹继武，男，1980年生，江西井冈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1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4-01研，邮编：100872；

    E-mail: yinjiwu@163.net. 电话：010-82501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