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之现实主义理论中,大国崛起是一个敏感话题，无论是以权力均衡，还是以国际体系变迁为视角，一个国家实力的上升容易引发国际均势或国际体系的非和平方式转变，甚至直接导致新兴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如果以此作为分析中国崛起的理论依据，“中国威胁论”自然而出。然而地处东北亚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复杂而敏感的、现实主义氛围强烈地缘环境中，中国崛起并未验证上述理论的预言。这并非现实主义理论在该地区的失灵，而是主要由于以下原因：中国的实力还不具备挑战美日军事同盟主导下的东北亚权力结构，东北亚国际格局在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等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促进了中美及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合作；中国以和平崛起的理念与行动赢得了各国的信任，减弱了现实主义思维造成的恐惧。但是，由于东北亚特殊的历史经历和复杂的现实矛盾，中国和平崛起依然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潜在冲突。因此，化解压力，避免冲突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成功的关键。

 

    一、冷战后东北亚国际环境现状分析

 

    目前，东北亚是世界国际形势最为复杂，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其现状可以概括为历史遗留问题太多，现实矛盾突出。可以说历史遗留问题是形成现实矛盾的原因之一，现实矛盾的缓解也必须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主要内容。因此，东北亚问题集中体现为如何解决历史问题，如何构建未来秩序。[①]

 

    东北亚之所以形成今天的难解之题，既有历史原因，亦有现实原因：作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双方在此倾注了太多的对抗意识和物质基础，导致东北亚地区无论从国际政治权力格局，还是国际关系互动模式，都包含着对抗功能、冲突隐患。冷战后，这些功能与隐患依然残存；冷战后，东北亚仍然是大国利益交错，博弈角逐的重要地区，国家间关系仍遗留着东西方冷战对立的结构性特征，大国间的合作与竞争仍不断呈现权力对抗色彩；东北亚各国存在着太多的战争经历。自近代以来，在中、美、苏、日四大国间，除美苏外，其余均有相互交战的历史。战争留给当代东北亚人民的是痛苦的国家分裂、棘手的领土纠纷、对立的民族情绪。强烈的历史记忆与尖锐的现实矛盾相互交织，致使这一地区在全球化趋势下，现实主义氛围仍然浓厚。

 

　　从上述分析可见，解决东北亚问题面临着两大消极因素。

 

　　首先，东北亚缺乏成熟的国际机制。冷战期间，东北亚一直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下存在。近半个世纪的僵化格局随着冷战结束而崩溃，但是在传统对抗意识的作用下，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在冷战后表现出来的是迷茫与混乱。虽然国家间政治关系出现了相对缓和，经济合作迅猛发展，相互依赖度不断加强。但与此同时，日美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朝核危机再度引发军事冲突的危险。如果将之与西欧对比分析，东北亚这种矛盾局面的出现正是源于东北亚地区缺乏一个成熟而有效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和框架，缺乏一个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地区性集体安全机制。尽管东亚地区现存的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安全与地区合作机制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不仅难以取代美日韩军事同盟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且对于解决当前东北亚问题也缺乏针对性。而目前在东北亚较为完整的安全框架只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机制。双边军事同盟是国际关系中应对安全问题的常用机制,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方面自有其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东北亚双边军事同盟机制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逐渐显露。因此，当前东北亚政治经济多边合作模式依然处于探索与磨合的起步阶段，朝核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六方会谈”这一准机制化运作缓慢推进。鉴于此,构建一个专注于地区事务、切合地区特点的制度安排,是东北亚国家的当务之急。

 

　　其次，东北亚国家间存在严重的信任缺失。国家间的信任是理性的国家为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不可预测的未来行动赋予良好期盼的一种制度安排，是解决不可控制的、复杂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一种重要策略。国家间的信任是在互动中培育出来的，一方面，主体国相信他国将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行动；另一方面，主体国能够让他国相信自己将采取有对其有利的行动。信任是在国际交往实践中产生的，它既是国家间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由于东北亚各国近代以来频繁的战争经历久、久托不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日本的不负责任行为，使东北亚地区的信任缺失状况在全球都具有代表性。[②]信任缺失制约着国家间的深层次合作，反过来也影响国家间信任进一步构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合作的加强增加了对信任的需求，信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东北亚国家间仍缺乏以信任为基础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因此，东北亚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相关国家高度的政治信任和深度的国际合作。

 

　　二、中国崛起在东北亚地区的潜在冲突

 

　　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内涵是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因此，和平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崛起前提条件。然而，自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不仅承受了惨痛的战争苦难，而且经历了二战后的神经高度紧张的意识对抗。这种苦难经历与对抗意识在当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折射出浓重阴影。苏联解体后，东北亚的权力格局虽然发生了质变，美日主导替代了美苏均势，但国际关系模式仍然延续了冷战时的对抗特征，注入了诸如恐惧、忧虑、防范、遏制等强烈的现实主义思维。无论是权力结构，还是思维方式，都预示了崛起的中国与地区主导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因此，东北亚的现状给中国的大国成长预设了难以跨越，但必须跨越的障碍。

 

　　冷战后，东北亚国家间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在某种程度上东北亚还维系着冷战的局面。苏联已经解体为十五个国家，中国和俄罗斯也分别与韩国实行了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美国在韩国驻军3.5万人，在日本驻军4.5万人。美韩同盟、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更加突出军事合作。而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随着力量下降和战略重点转移，它在东北亚的影响和过去相比大大下降。中国和俄罗斯虽然有较密切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它与过去朝鲜战争时的中苏同盟有本质的区别。朝鲜与中国、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根本上不同于过去的结盟关系。因此，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东北亚的力量格局已经由美苏均势转过渡到美日主导的失衡结构。如果站在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失衡的权力结构其内涵就预置了一个潜在冲突，即中国崛起必将挑战东北亚的美日主导权力结构，挑战美国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

 

　　依据上述分析，中国崛起必然带来“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日本学者村井友秀于1990年8月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1990年的中国，无论在经济规模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不构成任何威胁。这一点作者也十分清楚，所以文章标题用了“潜在”一词。因此，最初“中国威胁论”的提出，只是作为预言，它的提出不是基于当时中国现实状况，而是基于现实主义思维所引发的未来担忧。冷战时期东北亚国家间因政治对抗导致信任缺失，国家间彼此都处于危机感之中，这种危机感使处于优势的一方强迫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目标加以防范、遏制，否则就会患上使自己恐惧、忧虑的“敌人缺乏症”。因此，“中国威胁论”产生于非现实的威胁之中，在语言表达上，中国的崛起的确显的是一种日本感受”威胁“的现实主义逻辑。[③]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似乎有了现实依据，开始变成流行而热烈的议题。虽然中国崛起对任何国家尚不构成现实中的威胁，但“中国威胁论” 更加强化了这一地区的现实主义氛围，为一些国家找到了忧虑、防范的对象，虽然它并不能直接引发冲突，但是如果这一地区出现某种不和谐因素，这一现实主义氛围和思维方式马上就会把它与中国崛起相联系，并做出悲观的预测，进而对事态恶化推波助澜。因此，“中国威胁论”已经预示了中国的“崛起困境”。

 

　　在崛起过程中，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潜在冲突，即东北亚热点问题引发的动荡会干扰和平崛起战略的实现。目前东北亚政治发展最突出的缺陷就是缺乏合作性多边结构，存在着诸如台海问题、中日钓鱼岛、南北朝鲜统一、朝核危机、日俄北方四岛等一系列可能引发地区冲突的政治问题，所以东北亚仍是世界上最具危险的政治火山地带。目前东北亚的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状况。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④]这些热点问题的严重后果虽然促进了国家间有限度的合作，但是热点问题一旦失控，就成为冲击这种亚稳定状态的不和谐因素，而亚稳定状态一旦遭到破坏，所引发的都是多个大国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的危险，中国和平崛起所依赖的和平环境也随即消失。其中，日本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因为日本的地缘优势得益于冷战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对抗型结构，随着冷战后中国崛起，中日之间利益对立也日益凸现，日本必须依靠美国来平衡中国，所以维持与美国的同盟是极为重要的。[⑤]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日本有可能以动荡中日关系为代价和挑动地区热点问题来加强维持美日同盟关系的基础，以阻止中美之间的亲密接触，进而继续受益于中美的战略对立。这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破坏了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和平环境。

 

　　当前，东北亚所呈现的亚稳定状态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尚有一些政治因素支撑，但基础十分脆弱。1.崛起的中国还不具备挑战美日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这种局面迟早会发生改变。2.在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尤其是朝核危机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促进了中美政治合作，中美关系的稳定就意味着东北亚的相对稳定。但这些暂时性因素提供的合作空间有随时消失的可能。3.虽然中国一直以实际行动展示着和平崛起的内涵，但由于东北亚的历史认识与现实争端，使这一地区的多边合作难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情结，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很难完全消除。因此，如何预防这些潜在冲突的爆发，将直接影响中国和平崛起进程。

 

　　三、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崛起困境”的逃逸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并不形成必然关系，因为历史上已经有美国和日本和平崛起的成功先例。但是，任何大国崛起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和日本也都曾面临过严重的潜在冲突，和平崛起需要崛起国谨慎而妥善地处理这些潜在的矛盾。中国的崛起亦是如此。冷战后，东北亚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凸现。目前，东北亚集中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转型期国家与封闭国家等不同类型的政治实体,国家统一、领土问题、资源环境保护以及核武器开发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超越国境的现实政治问题。[⑥]在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复杂而敏感的地区，如何超越现实主义思维、避免“崛起困境”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笔者认为，中国应以促进深度的国际合作、培育高度的政治信任，和构建有效的国际机制作为走出“崛起困境”和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佳选择。

 

　　（一）促进深度的国际合作

 

　　理查德·罗思克兰认为一个国家拥有多少权力并不能决定它在国际上的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其意图。[⑦]如果他国确信中国没有称霸的动机，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崛起也就不成为“威胁”。中国近十年来外交政策和实际行为，昭示了和平崛起的内涵和决心，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西方霸权理论解释中国崛起是不准确的。冷战后，在“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不仅维护了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促进了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关系的。

 

　　其中，中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而且签署了一系列双方经济和军事合作协议。目前，两国已成功地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崛起和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两国关系将向更高和更深的层次和水平发展。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崛起与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并不形成结构性矛盾。在经贸合作、地区安全及防止热点失控方面，双方已经处于深度的合作状态。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目标与中国的战略目标有着一定程度的吻合之处，只要中国尊重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存在和合理利益，中美关系还将随着中国崛起向更深层次合作发展。

 

　　在中日关系上，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怀着警惕的心理，并通过加强美日同盟防范中国，因此两国政治关系在冷战后出现激烈的震荡。但两国的经济合作日益深化。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已跃居第一（不含港澳）。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稳定、成熟的中日关系，而日本的亚洲战略和政治大国战略不能没有中国的支持。因此，两国政治合作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可见，东北亚各国虽然存在利益矛盾，但也存在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积极促进深度的国际合作既有利于形成地区同赢局面，也有利于其他国家了解中国发展，为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二）培育高度的政治信任

 

　　罗素认为，信任是建立在对另一方意图和行为的正向估计基础之上的不设防心理状态。[⑧]在国家间合作中，它的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1.合作者之间可以对彼此的未来行动及收益进行预测，使信息交流更加顺畅，能够增强彼此合作的愿望。2.不设防心态可以使合作者间跨越复杂性、不确定风险和彼此对对方背叛可能性的担忧，有效降低合作成本。可见，信任是合作的起点，也是合作的成果，二者相互促进。

 

　　长期以来，东北亚国家受现实主义的影响，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的个性同时，往往忽视国家间利益的重合点和价值的共享性。[⑨]针对东北亚地区现状，东北亚各国应扩大交往，通过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扩展，培育彼此的政治信任。

 

　　首先，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国际法是建立信任的现实基础。信任产生于国家间交往，一国对他国是否信任，不仅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现实。因此，如果各国能够在国际活动中能够切实尊重、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国际法，能够使自己的行动处于可预测的范围之内，减少别国的疑虑，进而增强彼此的不设防心理状态。

 

　　其次，通过经济合作、拓展共同利益促进政治信任。东北亚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和合作动力，东北亚合作的进程从经济合作开始，通过经济合作拓展共同利益加深相互依存，进而推动本地区的其他合作发展，逐步发展政治对话、社会文化合作，通过合作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发展制度性机制。[⑩]

 

　　再次，围绕地区热点问题开展政治合作，促进信任产生。冷战后，东北亚存在的诸如领土纠纷、国家统一、防止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升为地区热点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后果加深了相关国家“共同利益”的意识，相关各国可以在合作中通过诸如情报交流， 定期磋商、高层互访等措施，改善信息交流不畅、增加决策透明度使信息完整明确地被对方认知，[11]进而促进国家间信任的产生。

 

　　可见，虽然东北亚地区存在严重的信任缺失。但同时也具有建立高度政治信任的基础。

 

　　（三）构建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

 

　　所谓的国际机制就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有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2]其功能是为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改善信息交流，增强国家承诺的可信性，增进合作的动力；提供合作模式，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协调国家间政策和行为，减少不确定因素，进而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交往合作中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保证预期结果的实现。因此，国际机制的建立应尊重国际现状、体现共同利益，反映潜在冲突。

 

　　当前，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呈现出结构性矛盾，中国崛起必将经历美日同盟、朝核危机、领土纠纷等一系列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考验。因此，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机制的构建极具现实意义：

 

　　首先，东北亚现行的国际机制发展较为滞后。东北亚国际政治还没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制度仍然是调整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东亚既不存在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可以在这个区域施行帝国式的治理，也没有出现欧洲目前区域化过程中的联邦主义现象。[13]相对完整的只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机制。双边军事同盟是国际关系中应对安全问题的常用机制,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方面自有其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全球化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增加,东北亚双边军事同盟机制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逐渐显露，因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机制的构建日益提上日程。

 

　　其次，有助于抑制地区热点问题恶化，维护和平。当前，东北亚地区呈现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互作用，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东北亚地区仍存在可能导致地区冲突的危险因素，如领土问题，国家统一问题，朝核问题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大大加强，如果地缘政治问题的恶化必将影响各国间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而损害整个地区利益。当前，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近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朝鲜半岛确实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即由于军备控制和扩散问题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14]因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努力促进通过建立新型国际机制解决冷战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避免地区形势恶化势在必行，这既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也是地区各国利益之所在。

 

　　再次，“共同利益”意识需要国际机制的作用。吴心伯认为,东北亚区域是各国经济互补性和活力最强的地区,也是在世界上总体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但这一区域因没有以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因而无法发挥其潜力,也就出现了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弱化现象。因此，通过国际机制构建，整合地区资源，扩大该地区在世界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

 

　　从目前形势看，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定是由朝核危机引起的，而非中国崛起。这为中国在东北亚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为东北亚各国的合作创造了空间，转移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减轻了中国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六方会谈”，使各国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和平内涵和积极意义。同时，也为东北亚构建新型国际机制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体系的和平融入，而非武力改变。由于东北亚地区的特殊国际环境，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必然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在全球化背景下，东北亚也将进入地缘经济超越（非替代）地缘政治的时代。正在崛起的中国应通过政治合作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通过经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通过政治信任,促进多边协调与对话的国际机制形成。这是中国消弥潜在冲突，走出“崛起困境”，实现和平崛起的有效途径。

 

    作者简介：巩村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际政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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