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均衡是国际体系赖以维持稳定的条件。现行国际体系因美国一家独大而呈现出异常形态，但仍保持了基本稳定，因而是异常的均衡。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兴起因可能使体系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被认定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国家”，但中印共同崛起的进程表明体系均衡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创造正常的均衡并不损害体系的稳定，因而它们是越过“十字路口”的利益攸关方，中印共同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和中印双边关系都不是零和的。
 
　　国际体系均衡是维持体系稳定的条件。均衡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基础上的，即主导体系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间在力量上没有产生严重的失衡。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集团对峙是对此的经典阐释。但后冷战时期美国一家独大是否系体系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均衡形式呢？这从常识上恐怕是难以判断的。如果仅从体系是否基本稳定这点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也没有造成体系的紊乱，尽管美国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但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察，则美国与其它大国的国力差距是如此之大，均衡如果仍然能够适用于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那么均衡本身包含的意义一定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力量对比的均衡了。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评估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以及该种性质对其它大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具体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这个问题包含的意思可能是，作为发展迅速的大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寻求的是何种均衡，或者是否将打破现有的均衡。本文将探讨国际体系均衡与发展中大国兴起的关系。

一

　　体系的均衡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具有道义上优势。尽管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其本质的，因而就会导致利益冲突，但没有什么理论会认为冲突本身是善的。由于均衡是降低乃至消除冲突的条件，因此寻求和创造均衡对体系内的行为方而言，只要不违背自身的利益，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从这一点出发，体系是否应该均衡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可以算是均衡的？对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各成员因地位、作用、国力、利益等各方面的差异可以给出大相径庭的回答。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对抗形成了一种力量对比上的基本均衡，这好象并无异议，并因此给世界带来了基本稳定，但以尼赫鲁为代表的第三世界领袖对这种均衡可以说是深恶痛绝，试图寻找出“第三条道路”，因而与南斯拉夫和埃及领导人共同创建了不结盟运动。这也可以被视为破坏均衡的企图，但从该运动的创始人看来，又何尝不是创造一种新的均衡的努力呢。可见均衡是和国际体系成员的观念相联系的，尽管评判均衡的标准是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国力，后者是可以客观衡量的。

　　既然均衡是由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因此不居于主导者地位的国家虽然可以不同意乃至不接受这种均衡，甚至企图打破这种均衡，但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均衡的格局，甚至由于均衡可以带来稳定，使体系内的不满者客观上在恰当利用体系稳定于它们有利方面时也享有均衡的好处，从而成为所谓的“搭便车者”。这种现象在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是存在的。例如，不结盟运动虽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均衡格局，但由于美苏对峙造成的相对稳定，使不结盟国家无须卷入对峙的阵营，更无须置身于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矛盾摩擦之中，甚至还可以对两大阵营间的形形色色发展加以评判，令自身处于道义的制高点。印度的外交政策在这个时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印度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关键时刻决定与苏联结盟客观上损害了印度独立后几乎一直享有的独特地位，但总的来说，印度作为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在几乎所有对其国家安全环境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都总是享有“左右逢源”的好处。[1]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面临的也是类似的国际环境，从而导致邓小平得出“不存在世界大战危险”的重要结论，为外交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了一个有利的战略机遇期。

　　既然国际体系的均衡并不会因不具备相应力量之成员的不满而被打破，而且均衡客观上也可能给这些成员带来好处与利益，由此也许可以说，均衡是体系固有的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性质。但这种均衡的性质仅仅是抽象意义的，事实上均衡也是动态的，因国际体系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力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从体系的角度看，均衡被打破的前景总是存在的，发生这种状况的动力是国际体系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道义判断无关。换言之，要求维护体系均衡的是出于利益的需要，这与打破均衡的没有什么两样，关键在于希望打破均衡或创造新的均衡的成员是否具备足够的力量，以及具备这种力量的成员是否认为打破现有均衡符合其最大利益，抑或损害其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印度的同步崛起给国际体系均衡带来了新的变数。以中印目前的国力而言，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远远不具备打破现有均衡的力量，但同样明显的是，象美国这样的主导现行国际体系的大国并不是基于目前的力量对比来判断的，而是根据长远的发展前景而提出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见解的，所以就有把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纳入国际体系一说，希望将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且对现行体系之均衡并不满意的国家塑造成“利益攸关者”。[2] 美国的这种看法表明美国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是均衡的，美国要维护这种均衡，并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防止这种均衡被打破。这就需要研究目前的体系是否算均衡的。

二

　　以常识判断，均衡是在对立中实现的。自苏联解体后，因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的政治对立在国际体系中不复存在，学界因而重新回到对纯粹的国家力量比较上来，一度盛行的“一超多强世界政治逐渐走向多极化”的讨论正是在抛弃意识形态纷争的背景下对国家或国家集团之力量对比所做的研判。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企图将政治对立重新放到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将宗教这个重要的文化载体视为新的冲突之源，但他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使在历史上宗教曾经是重要的冲突根源，但真正能够实现冲突的仍然是国家或民族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宗教的信仰再崇高伟大，也无法和任何一个比其实力更强大的“异教”冲突的。所以，且不论“文明冲突论”在道义上是如何困难，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似乎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说服力。当美国动用其空前强大的力量打击某个对象时，美国捍卫的恐怕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是其非常实际的国家利益。美国要维护的是在美国看来非常正当的国际体系均衡，而某些企图用非传统手段打击美国的极端势力事实上并不足以同美国形成新的对立或打破现有均衡。这种冲突因此只能被描述为“非对称冲突”，并没有改变体系的基本性质。“9·11”事件后，美国把恐怖主义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这并不表示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恐怖主义集团作为一种非传统的行为者当然也是一种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族国家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正因为它们是非传统的威胁，是游离于合法的国际体系之外的力量，因此要从根本上撼动国际体系直至重建规则，可以说它们既无如此强大的力量，也不见得是它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缺乏与其构成基本对比的力量是当今国际体系最重大的特点。由于没有这种基本力量对比，对国际体系是否均衡就会产生严重的分歧。以传统的均衡观念来衡量，很难将所谓一超独霸的格局视为均衡现象，进而，以同样的传统观点评估，没有均衡，也多半不大可能有稳定。但这种因非均衡将导致不稳定的观念与后冷战时期美国一家独大并没有导致重大不稳定是不一致的。取而代之的局面是美国因其强大的力量而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美国主导的体系框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首先得到了盟国的支持，这特别表现在亚太地区，并通过亚太地区扩展到亚洲其它地区，包括中亚和南亚。2006年3月，布什访问南亚，强调美国视印度为本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愿意帮助印度成长为世界大国，进一步突出了美国主张的安全体系，这主要是由美国为主导的双边体系，其策略在于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防止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出现在舞台，破坏体系的稳定。美国的策略成功与否暂且不论，美国之所以要这么做，至少以美国看来，目前的体系是稳定的，美国虽为唯一超级大国，但体系仍然是均衡的，美国不希望看到可以与其构成对比的力量出现。

　　那么美国的看法是否也为其它大国接受呢，比如说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正处在所谓崛起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是否能够接受美国一家独大所构成的体系均衡呢？这要看中国和印度如何评估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利益做出清醒的判断。

　　首先，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是和后冷战时期的基本稳定局面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中印的经济发展是得益于现行的国际体系。因此，尽管中印从来不同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行为，但对美国主导下的基本稳定的体系似乎并不持反对的立场，相反，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强调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必要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印是认同现行国际体系的。反对单边主义可能并不一定表示反对美国主导体系所带来的稳定。

　　其次，中国和印度既然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得益者，从逻辑上判断，这两个国家虽然有可能不满意现行体系的基本格局，即美国以压倒性的力量在体系内占据主宰地位，其它国家包括象中印这样的大国很少有话语权，但打破这种格局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甚至动乱将给尚处于经济起飞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更大的冲击，因而也显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基于更大利益的考虑，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不大可能将打破现行体系的均衡作为重点，因为这违反国际体系成员总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再者，中国和印度都是国际社会有分量的大国，而且随着它们各自国力的增长，势必会为自身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它们对现有国际体系均衡的不满将以某种目前还不清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否会改变以及按什么方式改变体系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也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变数，主导现行体系的大国正在做各种准备，旨在防止出现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方式或变化。尽管象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从来就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没有挑战国际体系的野心，更愿意以和平与发展的方式融入体系，也就是对西方国家采取的是和解姿态，甚至常常为了达到和解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显然是从最坏的设想出发来制定其战略的，这当然也是符合逻辑的，正如中国和印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会从最好的设想来设计它们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有关各方陷入所谓“囚徒的困境”。问题在于中印的崛起以及因此可能改变

三

　　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它们的力量可能对国际体系的均衡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究竟将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目前仍然不是很清楚的，但更不清楚的是这两个发展中大国自己将如何相处。讨论中印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时当然可以把它们的力量作为一个主要的共同变量，是相对于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而言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印对国际体系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也不表示它们互相是完全认同的，两国在成长过程中已经或将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相反，历史地看，两个相邻而居的大国处理互相的关系，其难度可能更大。在两国尚且贫弱时这个问题就已经显现，在两国力量日益壮大时，这个问题的战略意义更为凸现。事实上，尼赫鲁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预感到两国发展起来后可能遇到的相互关系问题了。1950年11月，在给他的内阁部长的一个备忘录中，针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派驻军队，印度政府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尼赫鲁强调了印度不能承受与中国冲突的代价，而且就算印度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和中国一争，也仍然“拯救不了西藏”，因此印度要设法和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但“从长远看，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毗邻而居的亚洲大国都有着扩张倾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将遇到巨大的困难”。[3] 尼赫鲁的这个看法是完全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考虑的，在国际关系史上，出现两个相邻大国难以相处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54年周恩来首次访印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奠定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框架。但这个理想的框架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仍然显现出脆弱的一面。这是在两国都很贫弱时发生的状况，那么在两国先后崛起在国际体系之际，情况是否会好一些呢？

　　以中印共同崛起而言，中国在国力增长和发展速度上显然领先印度一步。中国的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0多年，而且印度在1990年代初开始改革后，其经济增长年平均率也大大低于中国，这两项加起来使得中国的“领先一步”在经济总体水平上与印度拉开了距离。单就GDP总量而言，2005年，以美元计算，中国大约为2.25万亿，而印度仅为8000多亿，[4] 而且按目前的趋势，这个差距在未来5-10年内还将继续拉大，因大部分预测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这段时期内继续保持甚至超过8%，而这是印度总理辛格希望印度也能达到的目标。[5] 就算印度确实达到了，10年后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仍然必定更大。在贸易领域，两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完全无法等量齐观，印度的对外贸易2005年刚跃过2000亿美元，而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年贸易额超过1.4万亿美元。[6] 这种差距使得中印共同崛起的话题看上去不那么可信，而西方舆论强调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以及与中国相比，印度在制度法律市场运营环境等方面的长处，但在战略层面上，西方重视的与其说是印度的经济实力，不如说是印度的发展，作为同处亚洲的发展中大国，而且与中国有着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印度的力量也许是牵制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看法在印度则转化为印度可以利用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为自己谋取更好的环境和更大的利益。相应而来的挑战便是中国如何看中印的共同崛起。

　　所谓共同崛起，并不是指两国的国力或发展速度都达到了同样的水平，而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中印作为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发展速度突出的代表，将共同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两国国力的差距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重要的是两国的发展是否都具有改变国际体系结构或均衡的前景。从这个角度看，中印共同崛起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命题。中国的发展是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印度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其势头也非常可观；更重要的是，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在二战结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段中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而在世界进入新世纪时，已经一起成长为初具雏形的大国，在面对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时，两国确实具有类似的地位，因而在它们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也极有可能对体系产生类似的影响。

　　中印虽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但在国际体系范畴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并不造成两国成为异己的或敌对的力量。自从1962年边界冲突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冷淡甚至敌视，但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基本上都将此问题限于双边的层面，无意扩大争端的涉及面。例如，印度在联合国内从未改变过投票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立场，并未因边界冲突而从此将中国处处视为敌人；同样，中国也未因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而对此持排斥或反对的态度，而是全力支持包括印度在内的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这场冲突虽在两国关系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并极大改变了两国人民和领导人看对方的观念，但却并没有改变两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正是这个相同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立场和行为。这种现象在两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重新以大国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在两国关系大幅度改善着手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今天，无论历史遗留问题能否解决，都不大可能对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两国的实际政策中看到的结果，包括印度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日益积极参与南亚地区经济合作活动，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等，尽管双方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猜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这类猜疑归之于历史遗留因素，但都没有根本改变双方支持对方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参与。这可以被视为国际体系对地位类似之国家在行为上的制约所产生的结果。从共同崛起的角度看，这种制约是积极的制约，有利于两国的合作。

　　再者，现行国际体系的特点突出了中印崛起的共同性。如上所述，美国一家独大业已造成体系力量对比的失衡，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纠正这种失衡的力量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因为纠正失衡所需之力量必须具备综合性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印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我们无法断定中印是否一定能够成长为具备这种力量的世界级大国，但它们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潜力以及它们在国际社会已经取得的地位，都表明了这两个新兴大国具有撼动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的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美国从“9·11”后就开始强调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高度重视它们。从2002年9月布什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美国近年来的所有综合性战略报告和防务评估都将中国和印度列为新兴的大国或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大国”，是美国需要认真处理的对象，虽然在美国的战略蓝图上，中印的份量和以美国来衡量的亲近关系是不等的。这个现象说明在美国看来，中印两国都处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上，有可能对现行国际体系造成结构性的影响。

　　既然是共同崛起，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是否有可能保持一致而不考虑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呢？这个在理论上看来是应该如此的问题在现实中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是观念上的差异。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应当说两国更多地是互相视为对手，而不是伙伴。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的一次记者会上答印度记者问时强调中印交往的两千多年历史中，99.9%是友好的，不愉快的时间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因此要往前看。[7] 他的意思大概也在于强调要改变观念。但遗憾的是不愉快的时间虽短暂，却不容易忘却，因为它们并不久远，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愉快是基于地缘政治理念的，因而不会因两国共同崛起而消失。因此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转变，而不是听任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思维大行其道。

　　此外，两国因发展道路和速度的差异所造成的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例如2005年印度和德国日本巴西共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受挫后，印度舆论和学界都不乏将此归咎于中国的反对的论调，认为中国并不愿看到印度在国际体系中崛起为大国，中国因此而被归入与其他主导世界秩序的大国同等的所谓“守成的大国”，而不是与印度一样的“崛起的大国”。这种理解与事实当然有很大出入，但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印度舆论是如何歪曲现实的，也不在于两国间尚有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在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客观地位确实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导致的最重要后果是双方对各自在体系中的利益必定有不同的看法。同样的道理，在中印于2005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时印度对中国提出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提议反应冷淡，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在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异令印度担忧，中国加入这个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势必将对印度的地位带来压力。[8] 再如2005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一次东亚首脑会议上，印度领导人宣称印度进入东亚区域合作组织也是起到了“平衡中国”的作用。由此可见，两国虽同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但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两国实际地位的差异可能导致较弱的一方将较强的一方视为阻力。

　　再者，两国在国际体系的地位，以国力而言，虽有一定差异，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印度。在政治范畴内，印度被接纳的程度应当说远胜于中国，其原因是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在价值上更认同印度，令印度在国际体系内常有“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好处，受到的制约和压力因而也比较轻。因此，在比如说美国的地缘政治蓝图上，虽然中印同为所谓“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但美国对印度的评估一般都是正面为主。美国总统布什2006年3月访问印度前后都不惜赞词高度评价印度的“多元民主价值”，将印度纳入美国可以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并据此打破了与印度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禁区。[9] 这种状况产生的政治结果之一是印度可能认为它在国际体系内已经是有相当话语权的成员，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西方大国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地位类似的发展中大国，或者说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共同性将因此而降低，这对中印共同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基本是消极的。

　　综上所述，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中印共同崛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因素。这对国际体系的均衡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四

　　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是美国主导下的某种异常的均衡状态，其所以异常，是因为它与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均衡状态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它仍然有着均衡状态的一般特征，并使体系得以保持基本的稳定。其他大国的兴起，从历史的经验看，将打破这种异常状态，促使体系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这个发展的趋势是决定中印共同崛起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但这并不是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所愿意看到的，因此，无论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美国总是会极力阻止或延缓其进程。美国的逻辑是任何企图使体系回归到正常均衡状态的努力都是对美国的挑战，其含义是正常的均衡状态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防止它发生。这两个逻辑从表面看是互相冲突的，其前提可能被理解为中印共同崛起将破坏国际体系的均衡，以及体系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将损害主导现行体系大国的利益。本文企图论证的则正相反，即中印共同崛起并不破坏体系的均衡，相反可能是竭力维护其均衡，以保持体系的稳定。这并不是因为维护体系均衡在道义上或政治上正确，而是出于它们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在它们崛起的进程中完成的体系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并不一定损害美国的利益，甚至可能促进美国巩固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中印共同崛起之所以并不破坏国际体系的均衡，主要理由是三条。其一，现行体系的均衡状态是非正常的，是一种绝对金字塔型的均衡，美国以压倒所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主导体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是由特殊条件造成的，并不表示世界体系今后只能有这种形态。而且，由于美国主导的体系维持了基本的稳定，这本身就为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正如中国领导人对当今时代的特征给出的定义是“和平与发展”，这个定义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维持的基本均衡是一致的。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其他国家不刻意去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随着拥有大国基本条件的国家的兴起而形成新的力量对比，必定将使体系从非正常的均衡走向正常的均衡，即中国和印度的兴起，如果确实达到了能够完成该进程的力量，也只是使国际体系回归到它的最一般属性，即由诸大国的新的力量对比而达到新的均衡，形成另一种相对的金字塔型均衡。需要强调的是，新经济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日益加快国与国的融合，大国间的互相依存度日见其长，可以有把握地预测，破坏体系均衡将越来越难成为中印或任何其他大国的合理选项，而维护均衡则更符合它们的利益。

　　其二，中印共同崛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需要多少时间国际体系才会因中印的崛起而形成新的均衡。今天，大部分研究都同意国家的实力是由综合国力所决定的，而不仅仅是GDP。正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离世界大国的目标还有漫长的道路。在发展的过程中，两国都有着类似的激励和制约因素，既没有可以令它们“一夜成名”的特别条件，也不存在可以彻底阻挡它们成长的完全负面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体系的制度性力量将使它们逐渐融入体系，而不是摆脱体系“另起炉灶”，中国坚持加入世贸组织和印度极力谋求其他大国承认其核国家地位等案例都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无论中印是否可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出于它们本身利益都需要融入体系，成为所谓“利益攸关者”而不是挑战者，融入程度越深，利益攸关的因素也越大，维护体系均衡的愿望自然越高，挑战的可能性就越低。

　　其三，中印共同崛起不但受到现行主导大国的制约，而且受到中印相互关系的制约。中印关系虽已取得改善，但远未达到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共同力量的程度，双方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行为上，都仍然存在着诸多不一致之处，并且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不一致不但不会消失，反而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扩大，这是由利益和地位的差异所产生的。这种不一致的程度越高，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相互牵制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从国际体系的宏观角度看，将降低两个发展中大国兴起所造成的冲击，这显然也不是破坏体系均衡的，尽管是消极意义的。

　　两个本身有着种种矛盾的发展中大国同步兴起，是国际体系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它们对体系的影响与它们对自己在体系中的地位的期望是相辅相成的。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印都期望被国际体系接纳为世界大国，它们的快速发展也在为这种期望提供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但它们的发展是以体系的稳定为前提的，是稳定的“获利者”和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越过了“战略十字路口”，是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它们的发展是有利于体系的均衡的，也是有利于在现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这在它们与美国的日益成熟的经贸、政治、安全关系中已经得到佐证，其进程和趋势都是积极的，这也将促进中印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即中印共同崛起的影响无论对国际体系还是中印双边关系都不是零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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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室主任，研究员
[1] 例如，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印度虽和美国的关系相当冷淡，但在尼赫鲁的请求下，肯尼迪总统还是同意给予印度军事援助。苏联则公开站在印度一边指责中国。
[2] 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演讲固然明白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这层期望，副国务卿伯恩斯当年10月在“亚洲协会”所做的美国对印度政策演讲同样强调了美国重视印度的类似意图。自布什上台后发表的各类战略报告和安全评估无不将中国和印度视为当今国际体系内新兴的大国，是美国需要认真对待的。
[3] 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s Note on China and Tibet, dated 18 November, 1950, in Sardar Patel’s Correspondence, pp 342-47, indirectly quoted from Charan Shandilya: India-China Relations, Supriya Art Press, 1999, India, Appendix II
[4] 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发布的数据，印度的数据来自Country Report,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ondon, March 2006
[5] 曼·辛格总理2004年5月上台之初将印度在未来5-10年的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6.5%，认为是一个现实的指标，但有迹象显示他已将目标调高，如2006年3月18日在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中，他声称印度年增长率有望达到9-10%，而2005年的实际增长率是7.9%
[6] 同注4，而且印度的经常项目收支因石油价格上升自2004年起再次出现逆差，2005年的逆差为215亿美元。
[7]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04年3月14日
[8] 中国加入“南盟”一案最终在2005年11月的南盟达卡首脑会议上得以解决，在除印度之外其他成员国一致支持中国加入的情况下，印度最终同意中国成为观察员，但印度同时极力建议该组织同时吸收日本为观察员，从而完成了一次外交上的平衡行动。
[9] 美印2006年3月2日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对核不扩散机制具有深远的影响，标志着美国已间接承认印度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并可以接受印度不加入NPT但享有NPT成员同等权利，美国对其政策给出的解释是“印度开发核武器是合法的，印度有良好的不扩散纪录”（国务卿赖斯语）。